第十一卷（第1页）

《朱丽》早已交印，但到1760年底还没有出版，不过已经传出了风声。德·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德·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她甚至还在征求我允许之后，让圣朗拜尔拿着手抄本读给波兰国王听，国王对此也赞不绝口。我也让杜克洛读过，他在法兰西学士院里谈起过它。全巴黎都对这部小说翘首以盼。圣雅克街和皇家宫殿的书店都快被打听消息的人踏破了门槛。最后，这本书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且取得了一反常态的成功，没有让日夜期盼它的人们失望。

太子妃是第一批读到这本书的人之一，她和德·卢森堡先生聊到这本书，称赞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文学界的观感各不相同，社会舆论却出奇地一致，尤其是女性读者，她们对作品和作者都如痴如醉。我敢说，如果我刻意为之，最高贵的女性也很难不为我心动。关于这一点，我有很多证据足以证实我的判断，不过我不想写出来。说也奇怪，虽然书中关于法国人——不论男女——没有多少好话，但是这本书在法国比欧洲其他国家都更受欢迎。这本书在瑞士反响平平，反而在巴黎大获成功，完全出乎我的预料。难道友谊、爱情和道德在巴黎就比在别的地方更受重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巴黎确实崇尚细腻微妙的情感，对承载着友谊、爱情和道德的形象心向往之，珍惜那种人有我无的纯洁、缠绵、正直的感情。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天，道德风尚在整个欧洲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巴黎还残存着一丝好德之心。

要想洞察偏见和虚伪的激情，辨别人心中真正的自然情感，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恕我大胆直言，读者必须具备明察秋毫的分寸感，才能充分体会这部作品中洋溢的细腻情感，而这种敏锐的感觉只能来自上层社会的教养。我自信这本书的第四部分完全可以和《克莱芙王妃》相媲美。[71]我肯定，外省读者永远无法体会到这两部作品的全部价值。所以我这本书在宫廷大受欢迎其实也不足为奇。这部作品妙语连珠，文字生动含蓄，宫廷中人尤其能够欣赏，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善听弦外之音。不过，在此还是要提一句，有一种机灵人的敏感只能在追究恶事时派上用场，这本书不适合此类奸诈小人。比如说，倘若《朱丽》在我心中的某个国度发表，我断定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读完，它一出世就会夭折。

读者给我写了许多信，大部分我都收集起来，整理成一部信函集，现保存于德·那达雅克夫人手中。如果有朝一日这份信函集能够发表面世，大家就可以看到其中不知有多少稀奇古怪的言论，读者的看法又是多么大相径庭。人们在这本书中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恰恰是让这本书具有独特而隽永的特点，那就是题材的纯洁和情节的连贯。情节将读者的兴趣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全部六卷，没有节外生枝，没有传奇式的遭遇，无论人物还是情节都没有任何邪恶。狄德罗曾对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德森大加追捧，说他笔下的场面千变万化，人物层出不穷。诚然，理查德森有他的过人之处，场面和人物特点的描绘都很生动，但是在场面和人物的数量方面，他与最乏味的小说家落入同样的窠臼，创造出大量人物和奇遇，以此掩盖文思的枯竭。不断推出闻所未闻的情节和走马灯似的新面孔，用这种办法吸引读者的注意确实容易，但是要让读者的注意力长久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显然要困难得多。如果其他条件都相等，如果题材的单纯能增加作品的美学价值，那么理查德森的作品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高人一等，但在这方面却不能和我这部小说相提并论。我知道，我这部小说现在已经销声匿迹，我也知道它沉寂的原因，但是它将来一定会复活的。

我写作时最大的顾虑就是过分追求单纯而让故事情节发展变得沉闷拖沓，我怕自己没有能力让趣味一以贯之。但是，事实打消了我的顾虑，单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给我带来的一切夸赞都更让我欣喜。

这本书是在狂欢节刚刚开始时出版的。一天，歌剧院正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书商把这本书进献给德·达尔蒙亲王夫人。晚餐后，她让人伺候她梳妆打扮，准备去跳舞，在等候上装的空闲里，她就拿起这本新出版的小说读起来。午夜时分，她命人套车，然后又接着读下去。仆人来禀报说车马都已备好，她没有答话。仆人见她读得忘了时间，便提醒她说已经两点了。她说了句“不急”，然后继续读了下去。过了一阵子，她看看时间，发现自己的表停了，便按铃问仆人几点，听到回禀说四点钟了，她便说：“既然如此，去舞会太迟了。让人把车卸了吧。”随后她便卸下舞会的华服，然后一直读到天亮。

听说这段轶事之后，我便一直想见见德·达尔蒙夫人，一方面想当面知道这故事是否属实；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总认为，一个能对《新爱洛伊丝》产生如此强烈兴趣的人，一定拥有一种第六感，那就是道德感。世间拥有这种第六感的心灵真是少之又少，没有这种第六感的人永远也无法了解我的心灵。

女性读者们之所以容易对我产生好感，原因之一在于她们深信我写的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看法传得有根有据，德·拉·波立尼亚克夫人甚至写信给德·韦尔德兰夫人，拜托她和我说说，让我给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坚信，一个人不可能将他从未体验过的情感写得那么生动，只有从自己的心灵出发才能将爱情的狂热描绘得如此惟妙惟肖。从这一角度来看，人们的想法确实有道理。的确，写这部小说时，我热情似火、心醉神迷，但如果说这种如醉如痴的心境必须有一位实在的对象，那就想错了。读者们永远无法想象，我对幻想中的人物能爱恋到何等地步。如果没有青春时代的遥远回忆和德·乌德托夫人的倩影，我心中和笔下的炽烈爱情只能以神话中的女精灵为对象了。对于这个有利于我的错误想法，我既不愿肯定也不愿驳斥。诸位从我另行印刷的对话体序言里就可以看到，我在这一问题上有意让读者自己意会。要求严格的德育家们会说，我应该爽快地说出真相。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必须实话实说的理由，如果没有必要而在此坦白，我认为那不是爽快，而是愚蠢。

《永久的和平》差不多也在同一时间出版。前年我把这份书稿交给了德·巴斯提德先生。此君是《世界报》的主编，他不管我愿不愿意，坚持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拿去他的报上发表。他仗着自己是杜克洛的熟人，打着杜克洛先生的旗号逼着我为《世界报》添砖加瓦。听人说起《朱丽》，他便要我把这部作品拿到他的报纸发表，后来又要把《爱弥儿》登报，如果他听到一点《社会契约论》的风声，肯定也会要我拿去给他发表。最后我实在不堪其扰，干脆把《永久的和平》的提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价格转让给他。我们最初的约定是只在他的报纸上刊载，然而得到手稿之后，他又觉得此书更适合出单行本。根据审查要求，单行本里删了不少内容。如果当初把我的评论也附在后面，那还不知会被审查成什么样呢。幸好我没有和德·巴斯提德先生谈起过我的评论，这部分不在我们的合同范围之内。这篇评论至今还是手稿，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此文发表，读者将会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的嬉笑打趣和傲慢口吻怎么可能不让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人对政治问题不懂装懂，还敢发表所谓的真知灼见，对此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正当我在社会上声名大噪，大受贵妇们追捧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卢森堡公馆的地位却每况愈下了。元帅先生对我的厚爱还在与日俱增，可是元帅夫人对我却不尽然。从我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给她听以后，她的房间就不太为我敞开大门了。她来蒙莫朗西度假时，我还是经常前去拜谒，但除了在餐桌上，几乎再也见不到她，我在她的身边的专座也没有了。既然她不再让我坐在她身旁，也不爱搭理我，和我没多少话可说，那我宁愿坐在别处落得自在，特别是在晚上。就这样，我不知不觉习惯了坐在靠近元帅先生的地方。

说到晚上，我记得前文说过，我不在主人的城堡用晚餐，我们刚结识的时候确实如此。但是，德·卢森堡先生根本不吃午餐，甚至不入席，我在他家待了几个月，已经成了熟客，却没有和他同席吃过一顿饭。承他好意特别指出这一点，后来客人不多的时候我偶尔也留下来吃顿晚餐。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们几乎总是在露天吃午餐，而且借用俗话里的说法，板凳还没坐热就吃完了。晚餐的节奏却慢了许多，下午长时间散步回来，吃饭也是顺便休息，而且德·卢森堡先生对饮食颇为讲究，菜肴非常精美，再加上德·卢森堡夫人的殷勤招待，晚餐总是十分惬意。如果我不在此解释一番，读者就很难理解德·卢森堡先生一封信结尾的几句话（信函集c，第三十六号）：他说他回想起我们的散步，总觉得滋味无穷，尤其记得晚上回到院里，看不到高车驷马的车辙印——因为每天早晨仆人都用耙子将院中的砂砾耙平，抹去车辙，所以根据院中砂砾上的印迹可以判断下午有多少客人登门。

在我有幸结识这位忠厚的贵人之后，他接二连三遭到丧事打击。1761年，他的不幸达到了，我命中注定的灾祸似乎一定要传给我最依恋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第一年，他失去了妹妹德·维尔罗瓦公爵夫人；第二年，他失去了女儿德·罗拜克亲王夫人；第三年，他失去了独生子德·蒙莫朗西公爵和孙子德·卢森堡伯爵，也就是说，他接连失去了他的血脉和姓氏仅存的两位后嗣。他表面上隐忍刚毅，默默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打击，但是心中的伤痛终身未愈，他的身体也一天天垮了下去。儿子的意外惨死对他的打击格外沉痛，而且国王那时刚刚恩准他的儿子承袭他的近卫军司令之职，而且答应将来让他的孙子世袭这一官职。他对这个孙子寄予厚望，却只能痛心地眼看着他一天天被病魔啃噬。这全怪孩子的母亲轻信庸医，把药当饭给孩子吃，结果竟让这可怜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活活饿死。唉！如果当初这家人肯听我一句话，也许祖孙二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母亲迷信医嘱，对儿子的饮食百般禁忌，我能说的话都对元帅当面或者写信说尽了，向德·蒙莫朗西夫人提的意见也都费尽了口舌。德·卢森堡夫人的想法倒是和我一样，可她不愿冒犯母亲照料孩子的权利；德·卢森堡先生脾气好，性格软弱，从不喜欢违逆他人的意志。德·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医生的话奉为圣旨，结果反而送了儿子的命。这可怜的孩子啊，我还记得他获准跟德·布弗莱夫人到路易山来，向戴莱丝要点心吃的情景，当他往长时间空空如也的小肚子里塞进一点食物的时候，他是多么开心啊！我看着这样一位家财万贯、出身名门、集众多头衔和官爵于一身的高贵继承人竟然像小乞丐一样抓着一块小面包狼吞虎咽，当时我心里多么感慨荣华富贵的虚幻啊！然而我怎么说都是白说，怎么做都是徒劳。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对江湖医生的信任葬送了孙子，又为祖父掘下了坟墓。德·卢森堡先生病情的延误除了迷信医生之外，也有讳言生老病死的畏怯作祟。德·卢森堡先生经常觉得大脚趾疼，他来蒙莫朗西的时候发作过一次，害得他彻夜难眠还发烧。我大胆说这应该是痛风，德·卢森堡夫人还骂了我一顿。元帅先生的侍从兼外科医生非说不是痛风，抹了止痛膏就把患处包扎起来。痛确实止住了。于是以后元帅一犯病就用老办法止痛。元帅先生体质渐渐亏损，病痛发作起来一次比一次厉害，用药量也越来越大。德·卢森堡夫人最后终于意识到这确实是痛风，这才开始反对不对症的疗法。可是大家都瞒着她，还是用老一套。德·卢森堡先生一心想治好自己的病，结果反而在几年之后就去世了。这许多不幸的事还是不要提前诉说吧，在这场不幸之前，我还有好多灾祸要说呢！

说来奇怪，凡是我所说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注定要惹德·卢森堡夫人不高兴，即便在我小心翼翼想让她对我保持好感的时候也是如此。德·卢森堡先生接二连三受到的打击让我更加牵挂他，因此也更加放不下德·卢森堡夫人，我始终觉得，他们夫妇俩亲密地融为一体，所以只要对其中一个人有感情，必然会扩展到另一个人身上。元帅先生渐渐老了。他经常处理宫廷事务，时刻都要操心，还要陪伴国王狩猎，再加上司令部军务繁忙，必须拥有年轻人的充沛精力才能扛得起这一切，可我不觉得他还有操持这一切的心力。他的官职将来都会分派给别人，在他去世之后，家族血脉也就此断绝，何必再为了保持君恩、福荫子孙而继续如此辛劳？有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时，他说起宫廷生活的劳累，俨然一副孤家寡人心灰意冷的口气，我便大胆和他提起了“退休”一词，向他提出了当年齐纳斯给皮洛士的忠告[72]。他叹了一口气，不置可否。只剩德·卢森堡夫人和我两个人的时候，她气势汹汹地驳斥了我的忠告，看来我这个忠告让她大为恐慌。她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让我再也不提退休这茬了。她说，长期的宫廷生活已经习惯成自然，成了一种需要，在这样的时候，保持原有的生活节奏对德·卢森堡先生说来是一种排遣愁绪的方式。我劝他退休，那对他来说不是休息而是放逐，无所事事加上内心的忧愁烦闷，不多时就会要了他的老命。她应该能看出，我对此心服口服。按理说，她应该信得过我，我既然答应不再提退休一事，就一定说到做到，可我觉得她始终对此不太放心。我记得，就是从那时起，我和元帅先生单独谈话的时候越来越少，我们在一起时总有人前来打扰。

我的笨拙和霉运联合起来，打击我在她面前的形象，而她经常见到的宠儿们也对我落井下石，其中尤以德·布弗莱神父先生为甚。在元帅夫人的社交圈子里，唯独他从未对我表现出丝毫的关注，我从没看出这位风姿出众的神父对我有什么好感，而且我隐隐觉察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在元帅夫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下降一点。即使他主观上没有贬损我的意愿，只要他在场也足够了，他风度翩翩，妙语连珠，衬托得我格外木讷。头两年里，他很少光临蒙莫朗西，元帅夫人厚待我，我的地位还说得过去。后来，随着他跑得越来越勤，我无可挽回地失势了。我倒是很想争取他的庇护和友情，但是阴郁的性格让我总是弄巧成拙，我为了讨他喜欢做出来的蠢事让我最终在元帅夫人面前彻底失了宠，在他面前也是枉费功夫。以他的聪慧机敏，做什么都可以手到擒来，但是他不能专心钻研，又贪图享乐，所以在各方面都只是一知半解。好在他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在上流社会抛头露面所需要的不过如此。他能写几首妙趣横生的小诗，写信写得文采斐然，西特琴也可以信手弹上两曲，色粉画画得也不算太坏。有一回他心血来潮要给德·卢森堡夫人画一幅肖像，画得惨不忍睹。元帅夫人觉得画中人根本不像她，这话确实不假。然而阴险的神父却偏要问我对此画评价如何；我这个傻瓜为了讨好神父，竟然撒谎说画得挺像。这可就讨不到元帅夫人的好了，她在心里牢牢记住了我的不是。神父耍了我之后还反过来嘲笑我。我吃了这个亏才算长了记性，经过这件事以后，我终于学会了不要对不懂的东西贸然溜须拍马。

我的才能是对人们说出逆耳忠言，而且说得振振有词、慷慨激昂。我必须坚持这一点。我生来就不懂得曲意逢迎，别说阿谀奉承，就是赞美别人我也不得要领。想要赞美别人的时候，我就变得笨嘴拙舌，比批判他人时的尖酸刻薄更让我吃亏。我在这里可以举出一个可怕的例子，这件事的后果不但影响了我余生的命运，也许还会决定我身后的名声。

德·卢森堡夫妇在蒙莫朗西小住时期，路易十五的首席国务大臣德·舒瓦瑟尔先生有时也在他们的城堡里用晚餐。有一天，他来到城堡时正赶上我告辞。他们便谈起了我。德·卢森堡先生说起我在威尼斯和德·蒙太居先生共事的经历。德·舒瓦瑟尔先生说我放弃这一行很可借，如果我还愿意回去的话，他非常乐意为我安排。德·卢森堡先生把这番话转告给我，我还从未被一位朝廷重臣如此器重过，对他的厚意格外感动。尽管我已经三番五次下了决心，但要不是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这一次我可不敢保证自己不再做傻事。雄心壮志只有在我的心灵不为任何其他激情所系的时候才能占据转瞬即逝的一席之地，不过这短短一瞬间足以让我重温旧梦。

德·舒瓦瑟尔先生的一番美意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也让我更加敬佩他在一系列政策实施中展现出的才干，尤其是他主持签订的《家族协定》[73]，我觉得这充分证明他是一位一流的政治家。他之所以得到我的敬重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对他的列位前任评价都不高，就连在我看来完全有首相之实的德·蓬巴杜夫人也不例外。当时有谣传说他们两人之中一定有一人会被排挤出局，我认为祈祷德·舒瓦瑟尔先生胜利就等于祈祷法国的光荣。

我一直对德·蓬巴杜夫人缺乏好感，早在她发迹前就是如此，那时她还被称作德·埃蒂奥尔夫人，我在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府上见过她。从那以后，她在狄德罗一事上的沉默、在《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的缪斯》和《乡村卜师》等与我有关的所有问题上的态度都让我愈发不满。《乡村卜师》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与歌剧本身的成功相匹配的好处。我发现她在任何场合都不愿帮我的忙。纵然如此，德·罗伦齐骑士还建议我写文章为这位贵妇歌功颂德，言下之意是这样做对我有好处。这个建议本身就让我愤慨，更何况我心知肚明，他可不是好心才主动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这个人毫无见识，只有在别人的指使下才有思维和行动能力。我太不懂得克制自己，对这个建议的鄙视没有瞒过他的眼睛。我对那位宠妃的不满也瞒不过任何人，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我的切身利害与天性结合在一起，促使我真诚地祝福德·舒瓦瑟尔先生。我敬佩他的才能（过去我只了解他的才能），现在又感激他的盛情美意。更有甚者，我离群索居，对他的爱好和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不禁将他看作能为广大民众和我自己复仇的人。当时我正在对《社会契约论》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于是便在这本书中用一句话表达了我对前几任国务大臣和这位超越前任的现任大臣的想法。这样一来也就违反了我自己奉为圭臬的箴言。而且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如果要在同一篇文章里大唱赞歌同时又猛烈抨击，还不能指名道姓，那就必须保证溢美之词与颂扬的对象相符合，让最多疑的人也不觉得模棱两可。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实在糊涂，认为自己做的万无一失，做梦都想不到会有人误读我的文字。很快，大家就会看到我说的是什么了。

我总是免不了要和女性作者打交道，在这一点上吃了很多亏。我原以为和大人物打交道多少可以避开这份好运。然而这份运气始终对我紧追不舍。据我所知，德·卢森堡夫人从来没有写作的“毛病”。但是德·布弗莱伯爵夫人喜欢舞文弄墨，她写了一部散文体悲剧，先是在孔蒂亲王的社交圈子里朗读传诵，大受追捧，可是她并不满足于众人的赞赏，偏要来问问我的看法，想让我也夸奖几句。她的确得到了我的赞赏，但是程度有限，我只是根据作品本身就事论事。而且我觉得自己不能不向她提出一点小小的意见，让她知道她那部题为《豪迈的奴隶》的剧本与一部英国剧本出奇地相似，这部剧本籍籍无名，不过已经翻译成了法文，题为《奥罗诺哥》。德·布弗莱夫人对我的意见表示了感谢，同时也向我保证，她的剧本和那部英国剧本绝无雷同之处。除了她本人，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起剽窃行为，而我之所以会告诉她，也只是为了尽到她强加于我的责任。从那以后，我经常联想到吉尔·布拉斯在讲道的大主教面前恪尽职守的后果[74]。

德·布弗莱神父本来就不喜欢我，我在德·布弗莱夫人面前又犯下了女人和作家都永远无法原谅的错误，除了这两位，我觉得元帅夫人的其他朋友也没有乐意和我交朋友的。比如埃诺议长，他以作家自居之后不免也有了作家的毛病；比如德·迪德芳夫人和德·莱斯皮纳斯小姐，他们俩都是伏尔泰的密友，和达朗贝尔私交甚好，德·莱斯皮纳斯小姐最后甚至和达朗贝尔住到了一起——当然，他们的同居是非常规矩、无可指摘的，根本不可能让人往别处想。一开始我很关心德·迪德芳夫人，她双目失明，让我十分同情。但她的生活习惯和我实在是南辕北辙，差不多黑白颠倒，我起床时她刚刚睡下。她对任何小有才气的人都无限崇拜，随便一本无足轻重的破书在她眼中都是了不得的大作，要么赞不绝口，要么抨击得体无完肤。她的话就是谕旨，专断粗暴，不容辩驳；她对任何事的看法都非常执着，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她谈起来总是青筋暴起，激动得浑身抽搐。她偏执得令人难以置信，感情用事，顽固不化，加上毫无理性的热情，不久就让我产生了厌倦，不想再关照她了。我有意疏远她，她自然也有所觉察，仅此一点便足以让她怒不可遏。虽然我很清楚这种性格的女人多么可怕，但我宁愿承受她的仇恨也不愿被她的友谊祸害。

我在德·卢森堡夫人的社交圈子里孤立无援，这还不够，我在她的家里也结下了仇敌。这样的仇敌只有一位，可是从我今天的处境来看，这一位抵得上一百位。这个仇人当然不是她的兄弟德·维尔罗瓦公爵，公爵先生不但来看过我，还多次诚邀我去维尔罗瓦，而我的回答过于委婉，他把我的模棱两可当成了同意，于是邀请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前去小住半个月，让我和他们同行。当时我的健康状况不容许我出远门，我需要在家静养，还需要人照料，所以只好请德·卢森堡先生代为辞谢。从他的来信（信函集d，第三号）可以看出，他对我是真心关切，并未因此对我产生什么看法，依然对我厚爱有加。

他的侄子兼继承人、年轻的德·维尔罗瓦侯爵对我就没有这样的美意了。不过我承认，我对他也没有对他伯父那样的敬仰。我受不了他的轻浮，他也厌恶我的冷淡。一次晚宴时，他甚至在餐桌上捉弄我，我沉不住气，不善于随机应变，生起气来更是加倍愚蠢冲动。我刚住到退隐庐的时候，别人送给我一条小狗，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公爵”，一直养在身边。这条狗说不上漂亮，不过品种很珍稀，我把它当作伴侣和朋友，毫无疑问，它比绝大部分自称是我朋友的人更配得上这一称呼。它天生和人亲近，很通人性，我们感情很好，总是相依相伴，很快它就在蒙莫朗西府上出了名。出于愚蠢的顾忌心理，我把它的名字改成了“土耳其人”，其实名叫“侯爵”的狗千千万万，也没见过哪位侯爵为这种事大发雷霆。德·维尔罗瓦侯爵知道我给狗改名的事，便对我紧追不舍，逼得我不得不当着满桌宾客的面把这件事讲了一遍。在这段故事里，给狗取名为“公爵”倒没什么，给它改名才真正让人觉得有了侮辱意味。最糟的是，当时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德·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儿子也是公爵，德·维尔罗瓦侯爵将来也会晋封公爵——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他已经是公爵了。我的窘迫和可能面临的后果让他幸灾乐祸。第二天我听人说，他伯母为了这事把他臭骂了一顿。这顿臭骂倘若确有其事，大家也可以根据下文判断这是否有助于改善他和我的关系。

无论是在卢森堡公馆还是在圣殿区，只有德·罗伦齐骑士站在我这一边。德·罗伦齐骑士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与达朗贝尔走得更近，正是凭借达朗贝尔这座靠山，他才能在女人们面前以大几何学家自居。此外，他总是随侍德·布弗莱伯爵夫人左右，或者不如说他甘愿受她的摆布，而伯爵夫人是达朗贝尔的亲密女友，德·罗伦齐骑士只有仰仗她才能立足，对她唯命是从。所以，根本没有外力能弥补我的笨拙，让我在德·卢森堡夫人面前站稳脚跟，相反，她身边的一切因素似乎团结一致要破坏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尽管如此，她在那段时期除了表示愿意负责出版《爱弥儿》之外，还给了我另一个充满关切和感情的表示，让我相信即便她对我厌倦了，也依旧保持并将永远保持她三番五次向我承诺的终身不渝的友谊。

当她的友谊得到我的信任之后，我便向她坦白我的一切过错，以求良心安宁。我交朋友始终奉行一条不可违背的原则：让他们明白无误地看清我的真面目，不要比实际更好或更坏。我向她挑明了我和戴莱丝的关系以及这关系产生的一切后果，对我处理那几个孩子的方式也毫不避讳。她倾听我的忏悔，认为我的态度确实诚恳得足以免除我应受的谴责。让我尤为感动的是她对戴莱丝的盛情，她经常送些小礼物给她，派人去找她，请她去看望自己，多次当着众人的面拥抱亲吻她，可以说是百般疼爱。可怜的戴莱丝简直受宠若惊，对公爵夫人的恩典感激涕零，我当然也有同感。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通过善待戴莱丝而加之于我的厚爱，比直接施恩于我更让我铭感于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相处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局面。但是后来，元帅夫人大发慈悲，提出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第一个孩子的襁褓里放了一张写有号码的卡片，便找我要走了备份的号码牌，她派心腹贴身侍从拉罗什去找那个孩子。事隔不过十二年或十四年，但是拉罗什四处寻访却一无所获。如果育婴堂的记录保存完好，如果拉罗什的确认真寻找，不可能找不到。这次寻子未果并没有让我伤心失望，假如我从这孩子出生起便时刻关注他的命运，那才让我伤心气恼呢。话说回来，万一人家随便拉来一个孩子说是我的，那我一定会疑心，这究竟真是我的亲生骨肉还是被人拿来充数的来呢？这种疑虑会让我不安，也就无法领略天伦之乐的美妙。父子间的情感需要朝夕相处才能培养和保持，至少应该从孩子幼小时开始。素未谋面的孩子长期不在身边，就会削弱乃至抹煞为人父母的感情，对于寄养在别人家长大的孩子和在身边养大的孩子，你永远不可能给予同样的疼爱。我在这里所作的思考，就过错的后果而言，能够减轻我的过错，但是就过错的动机而言，又加重了我的过错。

有件事也许值得一提：这个拉罗什通过戴莱丝的介绍认识了勒瓦瑟太太。勒瓦瑟太太由格里姆出钱供养，依然住在德耶，紧挨着拉谢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就托拉罗什先生继续给勒瓦瑟太太送钱，一直没有中断。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些礼物给她，因此，虽然老太婆常常叫苦不迭，但她的日子过得应该还挺滋润。至于格里姆，对于我应该痛恨的人我根本不想多说，在德·卢森堡夫人面前只有不得已才提到他。倒是她自己屡次逗引我谈他，却不告诉我她对此人印象如何，也始终不让我猜出此人与她是否相识。我对自己所爱的人毫无保留，可他们却对我遮遮掩掩，尤其是在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我不喜欢这种态度，从那时候起，我时常想起她对我的这种保留态度，不过那有别的事情让我自然而然产生了看法。

我把《爱弥儿》交给德·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都没再听人说起过它。最后我总算得知，这本书在巴黎和书商迪舍纳已经谈妥，通过迪舍纳又和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达成了协议。德·卢森堡夫人把我要和迪舍纳签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给了我，让我签字。我一看字迹就认出这份合同是德·马勒舍先生的代笔人起草的。因此，我深信合同已经得到了这位官员的核准，而且是他现场看着拟定的，于是便满怀信心地签了约。迪舍纳将为这部书稿向我支付六千法郎，先付半数，另外还有我记得应该是一百或两百本样书。我签了字，按德·卢森堡夫人的吩咐将一式两份的合同寄还给她，她将一份交给迪舍纳，另一份自己留了下来，没有寄回给我，后来我也一直就没再见到过那份合同。

结识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多少妨碍了我遁世而居的计划，但是这并没有让我放弃这个计划。即便是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得宠的时候，我也始终感觉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夫人的真挚感情才能让我忍受他们身边的人。让我最为难的就是如何将这种感情和更符合我的品位、更适合我的健康需要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元帅夫妇对我的身体健康十分牵挂，但是社交场上的礼数和晚宴还是一天天消耗着我的精力。在这方面，他们对我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如，晚餐后元帅先生习惯早睡，总是不由分说地把我也从餐桌旁拉走，让我早些休息。直到我的灾难快要临头前不久，他才不知为何停止了这份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