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第1页）

正如上文所说，我大概在1732年到达尚贝里，开始在土地登记处为国王效劳。当时我已经过了二十岁，快要二十一岁了。在这样的年纪，智力已经相对发达，但是判断力还很欠缺，我迫切需要有人教我如何为人处世。过去几年的经历并没让我彻底抛开浪漫的幻想，我虽然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是依然看不透人情世故，看来我并未从苦难中获得多少教训。

我住在自己家里，或者说住在妈妈家里，但房间不再像安纳西那样了。这里没有花园小溪，也没有宜人的田园风景。这座宅子阴暗凄凉，而我所住的房间又是整栋房屋里最阴暗凄凉的一间。窗外是一堵高墙，窗户下面是一条死胡同，屋里空气不流通，不见阳光，空间狭窄，蟋蟀和老鼠横行，木地板已经朽烂。整体环境让住在屋里的人很不舒服。但这毕竟是在妈妈家里，我能陪在妈妈身边。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或者在妈妈的房间里度过，所以很少注意自己的房间有多丑陋。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大家或许纳闷她为什么在尚贝里特意住在这样一座破房子里，其实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她不愿意到都灵去，在新近发生的变故之后，宫廷还处于动荡不定中，她明白此时不是去都灵的时机。但是她又必须在宫廷露面：她害怕人们忘了她，取消她的年金，断绝她的生活来源。她尤其清楚财政总监圣洛朗伯爵平时就不太喜欢她。这位伯爵在尚贝里有一所旧房子，条件很差，地段又很偏僻，所以一直空着。妈妈便将它租下来，搬进房里住下了。这样做比亲自到都灵跑一趟的效果好多了：她的年金不仅一分不少，而且圣洛朗伯爵从此便成了她的朋友。

家中的布置和从前差不多，忠心耿耿的克洛德·阿内始终和她在一起。我曾经谈起过他，他原是蒙特勒一带的乡民，幼时在汝拉山脉中采集制作瑞士茶用的草本植物。妈妈喜欢配制各种药剂，认为有个懂得药材的仆人比较方便，所以雇用了他。阿内特别喜欢研究植物，妈妈也极力鼓励他发展自己的爱好，将他培养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植物学家。要不是英年早逝，他一定会在植物学界闯出自己的名声，大家谈起他时不仅会说他是个诚实正直的人，还会知道他是个大名鼎鼎的植物学家。他不爱说笑，甚至可以说很严肃，我又比他年轻，他对我来说有时就像一位家庭教师，他能镇得住我，我不敢在他面前忘乎所以。他的威严甚至对女主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她了解他的才智、正直和矢志不渝的忠心，而且也赏识他、厚待他。克洛德·阿内无疑是一位难得一见的人物，像他这样的人，我再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他做事慢条斯理，沉着稳重，深思熟虑，谨言慎行，镇定自若，言语简洁，干净利落。他内心热情似火却从不外露，炽热的情感隐秘地灼烧着他的心灵，最终让他做了一辈子唯一可怕的蠢事——服毒zisha。这场悲剧是在我来到这里不久后发生的，正是通过这件事，我才得以了解这个年轻男子和他女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不是她亲自告诉我，我永远也不会猜到。

毫无疑问，如果爱慕、热情和忠诚理应获得回报的话，阿内当然值得这样的回报，他的行为也足以证明他受之无愧，因为他从不得寸进尺，从不无理取闹。他们之间很少发生争执，偶而争吵起来，最后也总能和好如初。然而有一次，他们俩吵得很凶。女主人一怒之下说了一句侮辱他的话，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陷入绝望的他看到手边有一瓶鸦片酊，便一气吞了下去，然后静静躺下，希望一觉睡去，永不醒来。万幸的是，华伦夫人自己也心绪不宁，烦躁不安，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恰好看见了那个空瓶子，她很快猜到发生了什么，赶紧跑去救他，一边大声喊叫起来，我也闻声跟着跑了过去。她向我坦白了一切，恳求我帮忙。我费了好大功夫才让阿内把鸦片酊吐出来。面对这种情景，我觉得自己真是蠢得可怕，事先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竟然一点影子都没有看出来。不过话说回来，克洛德·阿内为人如此谨慎，眼光比我更敏锐的人也未必看得出来。自然，他们最后又言归于好，连我都为之感动。从这以后，我对他除了钦佩之外又多了一分尊敬，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成了他的学生，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

当我得知另一个人与她的关系比我和她更加亲密无间的时候，心里并非不痛苦。虽然我并没想过要得到那个位置，但是眼见这个位置被别人占据，我做不到无动于衷，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对于夺走那个位置的人，我不但没有心生怨恨，反而真切地感到我对她的情意也延伸到了那个人的身上。她的幸福在我眼里高于一切，既然阿内让她感到幸福，那我也很高兴看到他们都幸福。阿内也完全尊重女主人的意愿，真诚而友好地对待我这位被她选中的朋友。他从不利用地位赋予他的权威对我摆架子，但是他比我理智，自然高我一筹，使我不敢做任何他可能不赞成的事。不过他不赞成的也确实都是坏事。这样一来，我们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大家都觉得很幸福，只有死亡才能摧毁这样的和谐。这也足以证明这位可爱女人的高尚品格——她能使爱她的人们也彼此相爱。她唤醒了爱慕者心中的高尚情感，让嫉妒和争风吃醋都退避三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周围的任何人彼此厌恶。我希望诸位读者读到这里可以停顿片刻，琢磨琢磨这段赞美之词，如果您也发现了一位值得这样称赞的女人，那么为了生活的安宁，请去爱她把，哪怕她是最下贱的女人。

从我来到尚贝里，直到1741年前往巴黎，此间一段长达八九年的时期就这样开始了。关于这段时期，我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因为在这几年里，生活单纯而愉快，而我最需要的正是这种没有波澜的安宁生活，有助于彻底铸就我的性格。过去纷扰不断，我的性格一直没有定型。正是在这一段宝贵的时光里，我过去接受的杂乱无章的教育终于开始统一连贯，我的性格才逐渐发展定型，使我在日后经历的风风雨雨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色。这种发展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完成的，其间没有发生多少值得回忆的事件，不过也值得详细叙述一番。

一开始我只顾着埋头工作。办事处事务繁忙，容不得我有闲暇去想别的事，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也都是在亲爱的妈妈身边度过的，一点读书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根本想不到要读书。后来，当我对日常工作逐渐熟悉上手，不再需要太动脑筋的时候，我就有些不安分了，不知道做什么好，于是又开始读书。读书这种癖好仿佛越是难以满足就越是撩得我来劲，如果没有其他兴趣爱好来打乱和转移我的注意力，我一定又会像在师父家做学徒时那样读书成瘾了。

我们的土地测量工作并不需要无比深奥的算术，不过有时候也会遇到困难。为了解决难题，我买了几本算术书认真研究起来，学习效果很不错。四则运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追求精确，有时候计算起来极其繁琐，我有好几次看到一些优秀的土地测量员也算得晕头转向。如果将思考与实用结合，思路就会更加清晰明确，我也因此找到了一些简便的计算方法。创造简便算法很能满足自尊心，又可以开发智力，有了简便方法之后，原本吃力不讨好的枯燥工作也有了趣味。我对此十分投入，发奋钻研，用数字可以解决的问题再也难不住我了。现在，我所熟悉的一切都逐渐从我记忆中淡退，可是当初学会的算术知识尽管已经荒废了三十年，仍然有一部分印在我的脑海里。前几天，我去达文波特做客，主人家的孩子正在做算术题，我看了看其中最复杂的一道题，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兴趣轻松愉快地算出了答案，结果准确无误。我写下最终得数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身在尚贝里的快乐时光。那段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土地测量员制图用的彩色渲染技术使我对绘画也产生了兴趣。我买了些颜料，开始画起花卉和风景。我对这门艺术没有多少天赋，但又乐此不疲。我可以连续几个月不出门，一心沉醉在画笔和铅笔当中，简直被勾走了魂，大家不得不强迫我适可而止。我的所有爱好都是如此，只要我入了迷，就会越来越强烈，如痴如醉如狂，对世上的其他事物不闻不问，一心全扑在眼前迷恋的事情上。我这个毛病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改观，连一丝减轻的迹象也没有。此时此刻，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是个说话颠三倒四的老糊涂了，却又醉心于另一门无用的学问。这门学问我原本一窍不通，即便是从青年时代便投身其中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不得不放弃了，可我却偏要在这个年纪才开始。

当年在尚贝里的时候或许才是研究这门学问的最佳时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阿内每次采集到许多新植物回来的时候，满眼里都是喜悦的光芒，看见他这样有兴致，有两三回，我也准备和他一起去采集植物。我可以肯定，只要跟着他去一次，我就会对这门学问一见倾心，也许今天我已经成为一名伟大的植物学家了。之所以这样肯定，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门学问能比研究植物更合乎我的天性。我在乡间生活了十余年，其间所做的也就是不停地采集各种植物。不过说老实话，我那时采集植物没有确定的目标，也没有从中收获多少知识。当时的我对植物学一窍不通，还对这门学问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厌恶它，将其看作只有药剂师才需要研究的事。妈妈很喜欢植物，但也没有对植物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采集有用的植物来配药而已。所以在我当时的思想中，植物学、化学和解剖学杂糅在一起，我认为它们都属于医学，只能作为日常打趣的笑料，有时还会给我招来拍拍脸蛋的奖赏。在同一时期，一种与植物学大相径庭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爱好逐渐发展起来，没过多久便压倒了其他一切爱好。这就是音乐。

我一定是为音乐而生的，因为我从童年时代起便爱上了这门艺术，而且我一生中唯一始终喜爱的艺术就是音乐。令人费解的是，虽然说我是为这种艺术而生，可是学习音乐却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步极其缓慢，我练了整整一辈子也没有把握视唱乐谱。那时让我对音乐格外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可以和妈妈一起练习。我们的兴趣不尽相同，而音乐则是将我们二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妈妈也从不表示反对。当时，我的音乐水平差不多已经赶上了她。一支歌曲练习两三次，我们就可以识谱练唱了。有几次她正在药炉边忙来忙去，我便对她说：“妈妈，这里有一首优美的二声部合唱，我看您一定喜欢，唱起来准会让您把药给熬煳了。”“真的吗！”她应声答道，“你要是害得我把药熬煳了，我就让你吃下去。”我就这样一边耍贫嘴，一边把她拉到羽管键琴旁。我们沉醉在音乐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杜松子和苦艾熬成了黑炭，她便拿起来抹到我的脸上，真是其乐无穷。

诸位读者可以看出，我的空闲时间虽然极少，但我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了许多事情。现在我又找到了新的爱好，比其他一切娱乐都更加妙趣横生。

我们住的地方像监狱一样阴沉憋闷，所以我们时常出门到户外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阿内说服妈妈在郊外租了一处栽培植物的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漂亮的小屋，我们简单添置了必要的家具，放了一张床铺。我们常到那里去吃饭，我有时候也会在那里过夜。不知不觉间，我对这处小小的隐居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在那里放了几本书，挂了不少版画，抽出一部分时间将这座小屋好好布置了一番，还为妈妈准备了一些有意思的小玩意，希望等她来这里散步时给她一个惊喜。我特意离开她，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在这里为她奔忙时对她朝思暮想的心情反而更加愉悦。

这是我的又一个怪癖，我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多加解释，只是在此坦白地说出来，事实就是如此。我记得有一回，德·卢森堡公爵夫人和我开玩笑说，有一个男人离开了自己的情人，就是为了与她鸿雁传书，真是舍近求远。我对她说，我也愿意做这样的男人。或许我应该再补充一句说，我已经这样做过好几次了。当我和妈妈在一起时，我从未感觉到这种为了更好地爱她而离开她的必要，因为我和她单独在一起完全没有拘束感，同我独自一人时没有任何区别——我和任何人相处时都不曾如此无拘无束，无论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我对对方的情谊有多么深厚。可是妈妈身边总是人来人往，而且都是一些我实在看不惯的人，我对此感到厌恶又烦闷，只好躲到我的隐居之地去躲个清静，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念她，完全不必担心讨厌的拜访者前来打扰。

就这样，我在工作、娱乐和学习之间合理地分配自己的精力，生活得非常平静。然而当时的欧洲却不像我的生活那样平静。法国国王与帝国皇帝宣布开战，撒丁国王也卷入了战争。[36]法国军队要进驻米兰省，途径皮埃蒙特，其中有一个纵队恰好从尚贝里经过，上校德·特利姆耶公爵率领的香槟军团就是这个纵队的一部分。有人将我引见给公爵大人，他答应了我许多事情，当然，后来他肯定再也没有想起过我。我们的小园子正好坐落在郊区的高坡上，军队从郊区经过时，我大饱眼福，兴高采烈地看着队伍从我眼前列队走过。我对这场战争的结果非常关心，好像战争的胜利与我关系重大似的。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现在我头一次开始看报纸了解时事。

我心里对法国十分偏爱，法军但凡取得一场小小的胜利都能让我开心得手舞足蹈，一看到法军失利的消息，我就愁眉不展，仿佛是自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似的。倘若这种疯狂的感情只是昙花一现，我也不必在此谈论它了，谁知这种感情竟然无缘无故地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后来，我在巴黎成了坚决反对专制君主政体的共和派，认为法兰西民族奴颜婢膝，还对zhengfu大加责难，即便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内心仍然不由自主地对法兰西保留着一份偏爱。说来可笑，我心中竟然有这样一种与自己的信念和准则完全背道而驰的偏爱，我对此感到羞耻，因此不但不敢向任何人谈及此事，反而更要大加嘲笑法国人的失败，尽管我心里比法国人自己还要难受。生活在一个善待且仰慕自己的民族当中，却又装出一副看不起这个民族的神气，我敢肯定这种人只有我一个。总之，这份偏爱完全不受我的主观控制，强烈而坚定，完全不可战胜，以至于在我离开法兰西王国以后，当zhengfu、法庭和文人联合起来对我展开疯狂打击，对我大肆诬蔑诽谤的时候，我这种古怪的热爱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尽管他们残酷地对待我，可我仍然情不自禁地热爱他们。我曾在大英帝国最为繁荣昌盛之时预言它的衰落，现在看到这种败落开始露出苗头，我便又痴心妄想起来，开始盼望法兰西民族有朝一日强盛起来，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可以将我从悲伤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寻找这种偏爱的根源，最终只能在产生这种偏爱的环境中寻找其根源。随着我对文学的兴趣日渐增长，我对法国的书籍产生了深切的感情，进而迷上了这些书的作者，最终爱上了这些作者的祖国。就在上文中所说的法国军队从我眼前经过的时候，我恰好在读布朗托姆[37]的《名将传》，满脑袋都是克利松、贝亚尔、罗特莱克、哥里尼、蒙莫朗西和特利姆耶之流的名将，于是便将眼前列队经过的士兵也视为名将的后裔，我十分喜欢他们，觉得他们都是名将功勋和勇敢精神的继承者。一个个军团从我眼前走过，我仿佛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当年在皮埃蒙特立下赫赫战功的黑带军的影子。总之，我把从书本中汲取的想法附加在了我所看到的事物上。我读的书籍中有许多法国作品，培养了我对法国的感情，到最后竟至发展成了一种盲目的狂热，任何力量也无法扭转。后来我在旅行中发现，有这种感情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世上所有的国家中，凡是爱好读书和文学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这种感情的影响，这种感情也多少中和了法国人因傲慢而招致的普遍仇视。法国小说比法国男人更能打动各国女人的心；法国戏剧杰作让年轻人爱上了法国的剧院。巴黎剧院举世闻名，吸引大批外国人士纷纷前来一睹风采，他们在离开剧院时都对其赞叹不已。总之，法国文学的绝妙令一切有文学头脑的人为之折服。法国人最后在那场战争里吃了大败仗，法军辱没了法兰西的荣誉，那时是法国的作家和哲学家们撑起了法兰西的名声。

于是乎，我成了一名充满激情的法国人，也成了一个喜欢打听新闻的人。我混在一群头脑简单、说什么都信以为真的糊涂虫当中，跑到广场上眼巴巴地等候送信人的到来。我简直比拉封丹寓言里的驴子还要蠢，因为我急不可耐地想知道自己将成为哪个主子的坐骑和牲口，还为此倍感荣幸。当时大家都在说，我们所在的地区将属于法国，双方将用萨瓦和米兰作为交换[38]。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要是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利于我们的盟国，妈妈的年金很可能就没着落了。不过，我对法国朋友们充满信心。虽然德·布罗伊元帅意外败北，但所幸撒丁国王及时伸出援手——这一点我倒是从未想到——我的信心总算没有落空。

军队正在意大利奋战的时候，法国国内却是一片歌舞升平。拉莫（rameau）的歌剧开始名声大噪，他那些含义晦涩、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理论著作也得到了关注。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谈论他的《和声学》，于是便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才买到这本书。这时我又意外病倒了。那是一种炎症，来势猛烈但持续时间不长，不过需要很长一段恢复期，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出门。养病期间，我贪婪地读着那本《和声学》，这本书篇幅冗长，而且编排得不好，内容繁琐重复，要想钻研透彻需要投入很多时间，所以我就没再继续下功夫，转而练起了音乐，好让眼睛休息一下。当时我练习了贝尼耶的合唱曲，旋律始终萦绕在我脑海里。其中有四五首曲子我都已经背下来了，尤其是那首《熟睡的爱神》，虽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翻过乐谱，但是直到今天差不多还完全记得。还有一首克莱朗波的合唱曲也非常动听，名为《被蜜蜂蜇了的爱神》，两首歌差不多是同时学会的，到现在也还记得。

仿佛是天意成全，一位年轻的管风琴演奏家从瓦尔奥斯特来到了这里。他名叫帕莱神父，是一位优秀音乐家，为人和善，羽管键琴弹得非常好。我和他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的老师是意大利有名的教士风琴家。帕莱神父和我讨论他所学习的乐理，我将他的理论和拉莫的理论做了比较。我的脑袋里充斥着伴奏、和弦与和声，首要任务是训练听力，熟悉这一切。于是我向妈妈建议，每月举办一次小型音乐会。她同意了。我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音乐会上，别的事情全都抛在脑后，不管不顾，不分昼夜，一门心思张罗着音乐会。实际上，这一件事情就足够让我忙得不可开交：选择乐谱，邀请演奏者，寻找乐器，分配声部等等琐事不一而足。妈妈是歌手，我前面提到过的加东神父也担任演唱任务，这位神父在后面还会出场；一位名叫罗什的舞蹈教师和他儿子负责拉小提琴；和我一起在土地登记处工作、后来在巴黎结了婚的皮埃蒙特音乐家卡纳瓦演奏大提琴；帕莱神父弹奏羽管键琴；而我则有幸得到了手持指挥棒的殊荣。大家不难想象，这是多么壮观的阵容啊！虽然还比不上特雷托伦先生的音乐会，但也相差无几了。

华伦夫人是新近皈依的教徒，据说又靠国王的恩赐维持生活，所以她举办的这场小型音乐会让一伙虔诚的信徒颇有微词，不过许多正直的人却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大家一定猜不到我要让谁来担当音乐会的主持人吧？那是一位教士，而且是一位才华出众、很讨人喜爱的教士，他后来所遭遇的不幸令我十分痛心，但我一想起他就会回忆起过去的幸福时光，所以至今还时常怀念他。他就是方济各会的修士加东神父，他曾经和多尔当伯爵一起，在里昂扣留了可怜的“小猫”的乐谱，这是他一生中不太光彩的一页。他毕业于索邦神学院，在巴黎生活过很长时间，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与当时撤丁王国的大使德·昂特勒蒙侯爵来往十分密切。加东神父身材高大，身形健美，面部线条饱满，双目突出，毫无修饰的黑色鬈发贴在额角；他气度高雅，落落大方，谦逊低调，举止从容优雅，既没有教士常有的厚颜无耻的虚伪丑态，也没有时髦人物放荡不羁的风流态度，但他确实是一位时髦的教士。他身上有一种正派人的镇定自若，不以穿黑袍为耻，而且自尊自重，置身于上流人士之中也能泰然处之。加东神父的学问虽然还不足以让他成为一名博士，但是作为交际场中的人，他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了。他从不急于卖弄自己的学识，而是看准时机，点到即止，所以更显得学识渊博。他长期生活在交际场中，所以喜爱有趣的技艺更甚于真才实学。他很有才气，会作诗，善言辞，歌唱得更是好，嗓音优美，还会弹管风琴和羽管键琴。其实要讨人喜欢原本用不着这么多长处，可他就是这么多才多艺。但是，他也从未因此而忽略自己的本职。所以，尽管他的竞争者们十分嫉妒，但是他仍然被选为所在省的教区参议，用大家的话说，成了修会中有头有脸的人物。

加东神父是在德·昂特勒蒙侯爵府上认识妈妈的。听闻我们打算举行一场音乐会，他表示想要参加。他的到来让这场音乐会大放光彩。不久之后，对音乐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两个人都酷爱音乐，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而我只不过是滥竽充数。我、卡纳瓦还有帕莱神父常去他的屋里演奏乐器，遇到节日还跟着他去教堂弹奏管风琴。我们常常和他分享他那一份分量不多的食物。作为一名教士来说，他豪爽仗义，慷慨大方，爱好享乐却不粗俗，这些都是令人吃惊的可贵品质。到了我们举行音乐会的日子，他便在妈妈家里吃晚餐。有他在餐桌旁，我们总能开心尽兴，大家谈天说地，兴致一高便来几首二重唱，我也觉得无拘无束，悠闲自在，才思敏捷，妙语连珠。加东神父和蔼可亲，妈妈让人爱恋，声音粗哑像牛叫的帕莱神父则是大家取笑的对象，一派欢声笑语。

青年时代纵情欢笑的甜蜜时刻呀，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于这位可怜的加东神父，我没有别的什么要说了，在此就用简单的几句话交待他的悲惨遭遇吧。其他教士看到他博学多才、品行端正，丝毫没有沾染教士中常见的腐化堕落，便对他心生嫉妒，更确切地说，是对他怒火中烧。其他教士恨他，因为他不像他们那样可恨。有地位的教士们联合起来与他作对，煽动那些不敢正眼看他又觊觎其位置的年轻教士和他过不去。他们对他百般侮辱诽谤，败坏他的名声之后便解除了他的职务，霸占了他朴素却品味高雅的房间，把他驱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这伙无赖之徒对他的凌辱实在过分，最后终于超出了他那颗正直不屈的高傲心灵能够承受的限度。于是这位曾经在最风光的上流社会左右逢源、为交际圈增光添彩的人物，就在某个狭小的监房或土牢里的破床上痛苦不堪地死去了。凡是认识他的正直人士无不为他感到遗憾，为他叹息流泪。他们看不出他有任何缺点，唯一的错误就是不该去做教士。

在这优哉游哉的生活环境中，我没过多久便完全沉浸在音乐当中，没有心思再去想其他事情。去办公室上班成了违心的折磨，工作的麻烦和辛苦简直成了难以忍受的酷刑，我终于萌生了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音乐的念头。放弃一个收入可靠的体面职位，到处奔波去教不靠谱的音乐课，这种打算简直完全失去了理智，不可能不遭到反对。妈妈当然不会高兴。即使我将来真的能取得我所想象的成就，但一辈子就指望做一名音乐家？我的雄心壮志也未免太狭隘了。妈妈总喜欢设想辉煌的计划，而且她完全没有理会德·奥博纳先生对我的评语。可是这次，我居然一门心思投入到一项在她看来不值一提的技艺上面，着实让她很难过。她常常对我念叨那句不太适用于巴黎的外省俗语：“能歌善舞，没有出路。”与此同时，她也看出我越陷越深，对音乐的痴迷已经到了疯魔的程度，她很担心我这样下去会因为工作不专心而被解雇，与其被人辞退，还不如自己主动辞职。我还对她说：这工作本不是长久之计，我必须掌握一门谋生的本领，所以现在最好的选择便是将自己在实践中发现的爱好，也是在妈妈的影响下选定的这门技能继续钻研下去，精通一门技艺比倚仗别人的保护和帮助更加保险，仰人鼻息毕竟不是办法，另起炉灶重新尝试也有可能完全失败，等过了学习的年纪还一事无成，那时就连自谋生路的手段也没有了。最后，我不是有理有据地说服了妈妈，而是和她软磨硬泡，一再纠缠，终于缠得她没了办法，不得不顺着我的意思。得到妈妈的应允，我立即跑到土地登记处处长科克塞利先生那去，骄傲地向他提出辞职，好像做了一件无比英勇的事情。我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连借口也没有，就自愿辞去了我的职务，离职的时候，我和两年前入职时一样兴高采烈，甚至比那时更加高兴。

我的辞职固然十分荒唐，但也让我在当地赢得了某种尊敬，还给我带来了好处。有些人认定我很有钱——其实我身无分文；有些人看到我牺牲了工作全身心投入音乐事业，便断定我在这方面一定很有才，认为我既然对这门艺术如此热衷，那么一定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当地原本只有几个水平很差的音乐教师，矮子里拔将军，我就成了其中的佼佼者。毕竟我唱得确实有几分韵味，再加上我年轻，相貌又俊朗，很快便招收了不少女学生，我教音乐挣的钱比当文书的薪水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