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苦难和饥饿中长大（第1页）
第2章
在苦难和饥饿中长大
在随后的八到十个月时间里，奥利弗成了一系列背信弃义和欺诈行为的受害者。他是用奶瓶子喂大的。教养所当局及时把这孤儿受饥挨饿和一无所有的情况报告教区当局。教区当局郑重其事地询问教养所当局，“所里”有没有女人能给奥利弗·特威斯特所必需的抚慰和营养。教养所当局谦卑地回答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教区当局慷慨而又仁慈地作出决定，把奥利弗寄养出去，换句话说，把他送往约摸三英里外的一家教养分所，那里还有二三十个违反贫民救济法的小犯人。在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慈母般的照看之下，他们整天在地上打滚，丝毫不存在吃得太饱、穿得太暖而带来的麻烦事。她是冲着每个孩子每星期七个半便士生活费才接收这批小犯人的。就一个孩子而言，每星期七个半便士是一笔相当可观的伙食费。七个半便士买得着许许多多的东西，足以撑饱他的肚皮，让他的肚皮不舒服。这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知道怎么做对孩子们有好处，更知道怎么做对她自己有好处。于是，她把每星期的大部分经费挪为己用，留出远远低于标准的份额来抚养教区成长中的下一代。结果，她发现最低限度之下还有更低的限度，证明自己是个顶呱呱的实验哲学家。
大家都知道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故事。他发明了一种关于马儿不吃草也能活下来的伟大理论，并且拿自己的马做实验。他开头相当成功，已经达到一天只给它吃一根草的地步。毫无疑问，再过二十四小时，它可以成为一匹完全不吃草也精神抖擞、欢蹦乱跳的骏马，只可惜没等到完全享用美味的空气的阶段它就一命呜呼了。不幸的是，那位受托抚养奥利弗·特威斯特的妇女在实验她那一套哲学理论的过程中，通常也取得十分相似的结果。每当一名孩子想靠最少数量、最无营养的食物存活下来，十之八九会出现相反的结局；他要么饥寒交迫而病倒，要么因无人照看而跌进火堆，要么不巧被闷个半死。无论哪种情况，可怜的小家伙往往会被召进另一个世界，跟他在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亲人团聚去了。
要是在翻床架子的时候因为疏忽把哪个孩子压死，或者在洗澡的时候由于粗心烫掉哪个孩子的小命——后一类事故是很少发生的，寄养所里极少有洗澡之类的事儿——那么偶尔会进行一次特别有趣的验尸，或者陪审团忽然会问一些非常讨厌的问题，或者教区居民会公然联名提出抗议。不过，教区大夫就会拿出证据，教区干事就会提供证词，马上制止这种无礼行为。尸体总是由前者打开的，他发现肚子里空无一物（这倒是非常可能的）；后者总是一口咬定，一切都是按照教区规定办事的，而且口气相当恳切。另外，管委会的先生们还定期视察寄养所，并提前一天派干事去通知关于他们要去的消息。等他们到来的时候，孩子们一个个看上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人家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这种寄养制度结不出什么出色或丰硕的果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奥利弗·特威斯特九岁生日的时候，这孩子长得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个子偏矮，腰围绝对太细。但是，天性或者遗传因子倒赋予奥利弗一种非常倔犟的性格。多亏那个机构采取节衣缩食的政策，这种性格还很有发展余地。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政策，他才活得到第九个生日。不管怎么说，他这天确确实实满了九岁；此刻，他正在煤窖里跟两位精心挑选的小客人一起过他的生日。他们三个人穷凶极恶，竟敢假装肚子饿，结果挨了一顿痛打，被关在那里。这时候，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突然光临，死劲推着菜园大门上的耳门，倒把善良的女主人曼恩太太吓了一大跳。
“天哪！这不是邦布尔先生吗？”曼恩太太把头伸出窗子，装出惊喜万分的样子说，“苏珊，快把奥利弗和两个捣蛋鬼带上楼去洗一洗。哎呀！说真的，邦布尔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邦布尔先生是个胖子，脾气很暴躁。他对这种热情的招呼非但没有作出相应的回答，反而恶狠狠地把耳门摇了几下，还朝它踢了一脚；这一脚，只有教区干事才踢得出来。“我的老天爷，真对不起，”曼恩太太一边说，一边跑出屋去——这时候三个孩子已经被放出来——“真对不起！我竟忘了门是从里面闩着的，还不是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呀！请进，先生；请进，邦布尔先生，请吧，先生。”
曼恩太太边说边行个屈膝礼，别的教区官员见了兴许会心肠软下来，邦布尔先生的火气却没有因此平息下去。
“教区官员为了教区孤儿的公务上这儿来，你却让人家等在门外面，”邦布尔先生握了一握藤杖质问道，“你觉得这种做法是很礼貌，很合适的，对吗，曼恩太太？你难道忘了，曼恩太太，你是教区委派的人，我可以这么说，还是个拿薪金的人。”
“邦布尔先生，我刚才去了几个可爱的孩子那儿，对他们说你来了，他们是非常喜欢你的。”曼恩太太低声下气地答道。
邦布尔先生知道自己口才出众，地位重要。现在他的口才已经充分发挥，身份也已得到确认，态度随和下来。
“算了，算了，曼恩太太，”他以比较温和的口气说，“也许就是你说的情况，也许就是。带我进屋吧，曼恩太太，我是为公务来的，我有话要对你说。”
曼恩太太领着干事走进一间砖头地面的小客厅，替他搬过一张凳子，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藤杖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邦布尔先生走得一身臭汗；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朝那顶三角帽瞥了一眼，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是啊，他露出笑容了。教区干事毕竟是人呀，邦布尔先生也会露出笑容。
“我要说一句话，你听了也别见怪，”曼恩太太妩媚动人、嘴巴甜甜地说，“你走了老远的路，否则我也不会提出来。嗯，你是不是先喝一口儿什么的，邦布尔先生？”
“一口儿也不喝，一口儿也不喝。”邦布尔先生威严而又温和地挥着右手说。
“我劝你还是喝一口儿。”曼恩太太说。她已经注意到他拒绝的口气，以及说话的姿势，“就一小口儿，加点凉水，加一块糖。”
邦布尔先生咳了一声。
“怎么样，就一小口儿。”曼恩太太劝着说。
“这是什么呀？”干事问。
“哎呀，这东西我不得不在家里备着一点；要是哪个有福的孩子身体不舒服，我加一点在达菲糖浆里给他喝，邦布尔先生，”曼恩太太一边回答，一边打开墙角边的食橱，取出一个瓶子和一只杯子，“这是杜松子酒。我不骗
你，邦布尔先生。这真的是杜松子酒。”
“你果真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曼恩太太？”邦布尔先生问，眼睛注视着调酒的有趣过程。
“啊，愿上帝保佑他们，真的，尽管价钱贵一点，”那位抚养人答道，“我不忍心看着他们受苦，你是知道的，先生。”
“是的，”邦布尔先生赞赏地说，“你的确是不忍心的。你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曼恩太太。”（这时，她放下酒杯）“我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事儿向管委会汇报，曼恩太太。”（他拿过酒杯）“你有一颗慈母的心，曼恩太太。”（他搅着加了凉水的杜松子酒）“我——我很高兴为你的健康干杯。”说着，他一口气喝了半杯。
“好吧，我们来谈谈公事，”干事说着，掏出一个皮夹子，“那个眼下叫奥利弗·特威斯特的孩子今天满九岁了。”
“愿上帝保佑他！”曼恩太太插嘴说，还撩起围裙角把左眼擦红。
“尽管悬赏十镑，后来又增加到二十镑——尽管这个教区作了最大的，我要说，最超常的努力，”邦布尔说，“我们还是搞不清谁是他的父亲，查不出他母亲的住处，姓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