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第2页）

读了这封信，我的愤慨甚于痛心。我找回了自己的傲气，在极度痛苦中给他写下了这封短信：

1758年10月11日，蒙莫朗西

先生，拜读您的来信让我吃惊，为此我要向您致敬，而且我还愚蠢地为之动容，不过我觉得您这封信根本不值得回复。

我再也不想为德·乌德托夫人做誊抄工作了。如果她觉得已经誊清的部分不必存留的话，大可以退还给我，我会把钱还给她。如果她想留着，那也请她派人来把剩下的纸和钱都拿回去。我请她把存在她手里的那份大纲也同时归还给我。别了，先生。

人在不幸时表现出的勇气，通常会激怒卑鄙怯懦的心灵，但却能让高尚的心灵感到欣慰。我的回信似乎让圣朗拜尔若有所思，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可他太过骄傲，不便公开反悔，于是他抓住（也许是制造）了一个机会，来缓和他对我的打击。两星期后，我收到了德·埃皮奈先生的信（信函集b，第十号）。现抄录如下：

26日，星期四

先生，您惠赠的书已收到。我读得津津有味。凡是出自您手的大作，我读起来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我早该亲自登门致谢，奈何琐事缠身，无法在邻近您的地方多住一些时日。十分不巧，今年我在拉谢弗莱特居住的时间很短。杜宾先生和夫人提出下星期日要我在拉谢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邀请圣朗拜尔和德·弗兰格耶两位先生，德·乌德托夫人也来。如果先生您也肯赏光，在下将不胜荣幸。我请的所有人都希望您能光临寒舍，如果能和您一同享受一段午后时光，他们一定和我一样喜不自胜。

顺致敬意。

这封信让我的心狂跳起来。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人物，一想到要当着德·乌德托夫人的面丢人现眼，我禁不住浑身战栗，实在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可是，既然她和圣朗拜尔一定要这样，既然德·埃皮奈先生代表全体宾客表了态，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想见的，我也就觉得不管怎么说，接受一次可以说是大家一致发出的邀请总不至于让我难堪。于是我答应了。星期天天气很糟糕。德·埃皮奈先生派自己的车来接我，我就去了。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还从没受到过更亲热的接待，满堂宾客似乎都清楚当时的我多么需要鼓舞和安慰，只有法国人才懂得这般体贴入微。不过，我见到的客人比我预料的要多，德·乌德托伯爵也来了，此前我从未与他谋面，另外还有我不是很想见到的伯爵的妹妹德·伯兰维尔夫人。去年她来过奥博讷好几次，她嫂子和我单独散步的时候常把她一个人晾在一边，她心里早就对我憋着一口气，这次在席上可以痛痛快快地出气了。可以想象，有德·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爱嘲笑的人是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而且，像我这样一个在最轻松随意的闲聊中都感到局促不安的人，面对这种场合自然不会谈笑风生。我从没有那么窘迫，那么手足无措，也从没有一次受到那么多防不胜防的奚落。最后终于熬到散席，我赶紧逃离了那个泼妇。我很高兴看到圣朗拜尔和德·乌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来，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下午的一部分时间，虽然聊的都是些无所谓的事，但是仿佛回到了我走入歧途前的时光，和当初一样无拘无束。这种友好态度不可能不令我深受感动，如果圣朗拜尔明白我的心思，他一定也会感到高兴。我可以发誓，刚来的时候，一看见德·乌德托夫人，我确实心跳得差点晕过去，但是离开的时候我几乎完全将她忘却了，此时我心中只牵挂着圣朗拜尔。

虽然德·伯兰维尔夫人对我恶毒地讽刺挖苦，但这次宴席还是对我大有好处，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拒绝德·埃皮奈先生的邀请。在这次晚宴上，我看出格里姆和德·霍尔巴赫那伙人的挑拨离间并没有让故交和我划清界限，更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德·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发生重大改变。最后，我还了解到，圣朗拜尔之所以要德·乌德托夫人跟我疏远，更多的是因为吃醋而不是对我的鄙夷，这对我无疑是莫大的安慰。既然我确信我敬仰的人对我并没有藐视，我就比以前更有勇气和信心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诚然，我还没能将心里那份有罪而不幸的痴情完全扑灭，但我至少压制住了余下的一丝火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因此犯错。德·乌德托夫人让我继续誊抄书稿，我也依然将自己新出版的作品寄给她，还不时能从她那里收到口信和短笺，内容自然无关紧要，但都是她的殷切关怀。她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在我们断绝往来之后，我们三人之间相处的态度足以成为正人君子不宜再见时告别的典范。

这次出席给我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全巴黎的人都在谈论这次宴席，让我的仇人们四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他们一直到处宣扬，说我和那天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特别是和德·埃皮奈先生，早就撕破脸皮闹翻了。事实上，我在离开退隐庐时还给德·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信，真诚地向他致谢，而他的回信也同样客气，彼此都礼敬有加，我和他的兄弟拉利夫也还有来往，拉利夫甚至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寄赠给我。总之，除了德·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和嫂子之外，我跟这家人处得都挺不错。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大获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取得不错的反响，但是这一次成功对我格外有利，让全社会都看到德·霍尔巴赫那伙人的流言蜚语是绝对靠不住的。当我住到退隐庐的时候，德·霍尔巴赫小集团就以其一贯的自以为是预言我在退隐庐待不了三个月。当他们看到我竟然在那里住了二十个月，被迫搬出之后依旧定居乡间的时候，便一口咬定我这么做纯粹是死要面子，说我隐居乡间其实闷得要死，只是生性傲气，宁愿倔强到底闷死在乡下，也不愿出尔反尔回到巴黎。然而，《致达朗贝尔的信》中洋溢着温馨和宁静，谁都能看出那绝不是故作姿态。如果我真的对隐居生活怨声载道，字里行间总会流露出怨愤之意的。我在巴黎写下的作品确实满纸牢骚，可是到乡间后，从写出的第一篇作品起就再无愤懑之情。对于明眼人来说，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家都看得分明：我在乡下是如鱼得水。

然而，由于我一贯的笨拙和如影随形的不幸，正是这篇温情脉脉的作品给我在文坛上又树了一个新的敌人。我早就在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马蒙泰尔，我们的交情后来在男爵府上又进一步深入。马蒙泰尔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我一向高傲，不愿把我的作品送给各大期刊的撰稿人，这次我偏偏把这篇作品赠给了他，但我不愿让他以为我这么做是因为他主办了那份杂志，更不希望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在给他那本书上的题词不是送给《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而是送给马蒙泰尔先生。我自以为这是对他的巧妙恭维，他却认为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就这样和我结下了不解之仇。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那篇作品，措辞彬彬有礼，可是怨怼之情也溢于言表。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放过任何与我作对的机会，在社交场上贬损我，用他的作品对我口诛笔伐。由此可见，文人的易受刺激的自尊心多难应付，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使用任何模棱两可的字眼，哪怕误会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在各方面安定下来以后，便利用空闲时间和独立生活的自由继续整理我的作品。这一年冬天，我写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第二年他就把这本书印了出来。不过这项工作中间还发生了一个不太愉快的小插曲，让我小小地分了心。我听说歌剧院打算重新上演《乡村卜师》。看着那帮家伙目中无人地支配我的作品，我气愤极了，便找出从前寄给德·阿让松先生却石沉大海的那份备忘录，修改一番之后交给日内瓦代办赛隆先生，连同一封信请他转交给接替德·阿让松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德·圣弗洛郎坦伯爵先生。德·圣弗洛郎坦先生答应回信，却迟迟没有下文。我把写信的事告诉了杜克洛，他就和皇家小提琴手们谈了这件事，小提琴手们没有把我的剧作还给我，倒是答应把免费入场券还给我，而此时免费入场券对我已经毫无意义。我见自己无论在哪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对待，便把这事撇到了一边。歌剧院的主管部门对我提出的申诉既不肯倾听又不予答复，继续利用《乡村卜师》谋利，就像支配自己的财产一样——实际上这部歌剧毋庸置疑只属于我一个人。

摆脱那群暴徒的纠缠之后，生活变得平静而愉悦。我再也无缘品尝强烈的快乐和眷恋，不过也挣脱了深情的枷锁。以我的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竭力想要支配我的命运，不由分说地要用他们所谓的恩惠来奴役我。我对他们厌烦透顶，决心今后只要真诚相待的质朴友情，以平等的精神为基础，不妨碍彼此的自由，让人生多一些乐趣。我交过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让我尽情享受自由的美妙，不必再受人支配。一尝到这种生活的滋味，我立刻感觉到这正是适合我这把年纪的生活，可以让我在宁静中度过余生，远离不久前险些让我惨遭没顶之灾的纷争和烦恼。

我住在退隐庐以及迁居蒙莫朗西以后，认识了附近的好几位邻居，我觉得和他们相处得十分愉快，感觉不到丝毫束缚。在这些邻居当中，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年轻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时他刚当上律师，自己还不知道将来会在法律界有什么作为。对于这一点，我比他本人心里有数，我说他会做出一番辉煌的事业。我当初的预言今天已经应验。那时我就对他说，如果他对承办的案件严加选择，永远只做正义与道德的捍卫者，那么他的天才将从崇高的精神中汲取养分，他的天才将与最伟大的雄辩家不相上下。他按我的忠告去做了，而且感觉到了忠告的效果。他为德·波尔特先生写的辩护词可以与古希腊雄辩家狄摩西尼相媲美。他每年都到距离退隐庐四分之一法里的圣伯利斯村度假，那里是莫勒翁家族的世袭领地，属于他的母亲。当年伟大的博须埃也在那里住过[69]。这样一块人才辈出的世袭领地真是无愧于贵族的声名。

也正是在这座圣伯利斯村，我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一位文学素养极高的才子，很讨人喜欢，在他那一行是一等一的人物。他还将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书商让·内奥姆介绍给我，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后者后来为我刊印了《爱弥儿》。

在比圣伯利斯更近一些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莱村的本堂神父马尔陶先生。如果根据才能决定一个人的职位，此人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家和朝廷重臣，而不是一位乡村本堂神父，至少应该让他管理一个大教区。他曾是德·吕克伯爵的秘书，和让－巴蒂斯特·卢梭很熟。他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无比景仰，对陷害他的骗子索兰深恶痛绝。关于这两个人，他知道很多赛吉没有收入卢梭传记手稿中的事。他常向我保证说，德·吕克伯爵对他绝对没有任何抱怨，一直到死都对他保持着最热烈的友谊。他的东家去世之后，德·凡蒂米尔先生就把现在这块养老的福地赠给了他。马尔陶先生见多识广，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对当年的事却还记得清清楚楚，评说起来还头头是道。他的谈话风趣又有教益，结合了社交场上的口气和读书人的学识，一点不像乡下的本堂神父。在我所有常住的邻居之中，我最喜欢和他来往，离开时最舍不得的也是他。

我在蒙莫朗西还认识了几位奥拉托利会的教士，其中有一位物理教授贝蒂埃神父，略微有一点学究气，不过我挺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是个老好人，不过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位崇尚简朴的人怎么会如此工于心计，大人物、贵妇人、善男信女和哲学家都是他渴望并且善于钻营的对象，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走到哪里都是左右逢源。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对所有人都这么说，我的话显然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有一天，他憨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老好人。我在他的微笑里看出了一丝说不出的嘲讽，这一下，他在我眼中彻底变了样，后来我还经常想起他嘲讽的神情。那个微笑酷似《巨人传》里巴汝奇买下丹德诺的羊时脸上的微笑，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恰当的比喻。[70]我住进退隐庐后不久就认识了这位神父，他时常到退隐庐来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安顿下来以后，他却回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能见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为老太婆代笔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格里姆先生主动提出负担她的生活费，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好心。我听说他要给她一笔三百利弗尔的年金，条件是要勒瓦瑟太太搬到位于拉谢弗莱特和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小镇去住。

我不想多谈我对这则消息的感想。如果格里姆自己有一万利弗尔的年金，如果他跟这个女人有什么比较容易理解的关系，如果当初我把她带到乡下来时他们没有给我扣上那么严重的罪名（现在他又要把她弄回乡下，好像她返老还童似的），我想这个消息原本不会让我多么吃惊。我心里清楚，那个老太婆之所以征求我的允许，只是不想失去我给她的那一份抚养金罢了。倘若我不允许，她完全可以不顾我的反对接受那笔馈赠。我觉得这种慈善行为有些蹊跷，只是当时还不像后来那样惊讶。不过，即使我当时就预见到了后来的一切，我还是会照样同意——我当时不能不同意，因为不同意无异于是在和格里姆先生讨价还价。我轻率地将贝蒂埃神父当作一位好好先生，这种看法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不过从此以后，他多少改变了我对他的这种印象。

这位贝蒂埃神父碰巧有两个熟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想认识认识我。毫无疑问，他们和我的志趣毫无共同之处。这两个人都来路不明，没人知道他们的籍贯和家世，也许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无人知晓。他们都是冉森派教徒，可也许是因为佩剑的方式太可笑，他们经常被人当作乔装打扮的天主教神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透露出不可思议的神秘感，看样子好像是派系领袖，我一直疑心他们是《教会日报》的编辑。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和颜悦色，甜言蜜语，人称费朗贝尔西耶先生；另一个矮矮胖胖，皮笑肉不笑，吹毛求疵，人称米纳尔先生，二人彼此以表兄弟相称。他们本来和达朗贝尔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乳母卢梭太太家里。他们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避暑度夏的小公寓，亲自做家务，没有仆人，也没有跑腿采买的小工。他们俩一人一星期轮流负责买东西、做饭、打扫房间，日子过得井井有条，我有时去他们家吃饭，他们也会来我家用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兴趣，而我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会下棋。为了小试一盘过过棋瘾，我得忍受他们整整四个钟头的聒噪。他们好管闲事，什么事情都要凑热闹，所以戴莱丝管他们叫“碎嘴子”，这个绰号在蒙莫朗西传得很广。

除了我的房东马达斯先生之外——他是一个好人——以上这些人就是我在乡下主要的交际圈。我在巴黎也有些远离文坛的熟人，如果我愿意住在巴黎，和他们相处也会很惬意。在文坛圈内，我只有杜克洛一个朋友。至于德莱尔，他毕竟还太年轻，虽然他看清那帮哲学家对我耍的手腕之后就完全摆脱了他们，但是我终究还是对他轻易充当敌人爪牙的行为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