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03（第3页）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从德·乌德托夫人那里收到了圣朗拜尔的回信（信函集a，第五十七号），来信地址还是德国的沃尔芬比特尔，日期是在他病倒后不久。原来我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很久，所以他的回信也姗姗来迟。这封回信给了我此时此刻迫切需要的些许安慰，信中的尊重与友情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让我决心不辜负他的盛情。从此以后，我凡事都谨守本分。如果圣朗拜尔不是那么通情达理、慷慨仗义、忠厚正直，我一定早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时序入冬，大家渐渐都回城里了。德·乌德托夫人和我说好来山谷向我告别，她和我约在奥博讷会面的那一天，碰巧是德·埃皮奈夫人离开拉谢弗莱特到巴黎准备旅行的日子。幸好她是早晨出发，送走她以后，我还有时间和她的小姑子共进午餐。我口袋里装着圣朗拜尔的信，边走边读了好几遍，这封信能防止我再犯软弱的毛病。我已经下定决心，从此只把德·乌德托夫人看作我的朋友和我朋友的情人。我做到了。我和她面对面共度了四五个小时，感受到一种滋味无穷的恬静，这种平静的享受比我之前在她身边感到的狂热要美妙无数倍。她很清楚我的心意没有改变，所以我为克制自己而做出的努力让她大为感动，从此更对我格外敬重，而我也很高兴看到她对我的友情始终不曾泯灭。她告诉我，圣朗拜尔不久就要回来了，他已经基本康复，但是再也无力经受战火的炙烤了，他准备退役回国，在她身边平静度日。我们讨论着将来我们三人亲密相处的美好计划，真心希望一直维持现状，这些计划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这种感情能把多情而正直的心灵聚在一起。我们三人又有才华和学识，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外界的任何帮助。唉，可惜啊！我陶醉在对甜蜜生活的希望之中，竟完全忽略了对我虎视眈眈的现实生活。

我要继续说说当时我和德·乌德托夫人的关系。我把狄德罗的信和我的回信拿给她看，详细叙述了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向她透露了离开退隐庐的决心。她对此极力反对，而她列举的理由在我心里都有无上的权威。她告诉我，她很希望我能去日内瓦旅行，不过她也和我同样清楚我拒绝的理由，所以没再坚持。但她竭力说服我不要声张，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找些说得过去的理由解释我为什么拒绝，以免有人胡乱猜疑，以为她在其中发挥了某种作用。我对她说，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办到，但是我决心已定，不惜以名誉为代价来弥补我的过错，在我的名誉允许的范围内，我当然将她的名声放在第一位。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我是否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我可以发誓，我不幸的激情当时丝毫没有降温，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热烈而温柔地爱着我的索菲。但是圣朗拜尔的信、我的责任感以及对背信弃义行为的深恶痛绝在我心里占了上风，因此，在这次会面中，我在她身边从头到尾都心如止水，连吻一吻她的手的想法也没有。临别时，她当着仆人们的面吻了我一下。这一吻和从前我在树影里偶尔偷偷给她的吻大不相同。对我来说，这一吻是一颗定心丸，让我恢复了自控能力。我差不多可以确定，如果我的心有时间在平静中坚强起来的话，不出三个月我就可以彻底摆脱相思之苦了。

我与德·乌德托夫人的亲密关系到此结束。这种关系，每人都可以根据这种关系的种种表现各抒己见，做出自己的判断。对我而言，在这场关系中，这位可爱的女性在我身上唤起的强烈热情或许是任何人都无缘感受到的，加之双方为了责任、荣誉、爱情和友谊做出的罕见而痛苦的牺牲，这份激情天地可鉴，永远值得尊敬。我们给彼此留下了太过美好的印象，不可能轻易自甘堕落。只有不配受人尊敬的人才舍得失去如此可贵的尊重。强烈的感情可能驱使我们犯罪，但足够强烈的感情也能阻止我们犯下罪行。

就这样，我在一天之中先后告别了这两个女人。我曾与其中一个保持着长久的友谊，曾对另一个怀有无比炽烈的爱情。其中一个告别之后，此生再未曾相见，另一个只重逢过两次，具体情形下文遇到时我再说明。

她们走了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为难，互相矛盾的紧迫义务在我面前堆积如山，这些都是我过去做事不谨慎的后果。换作别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前往日内瓦，我拒绝了，然后我大可以一如往常地待下去，没有什么好说。可现在我已经把事情折腾得没法收场，如果我不搬出退隐庐，以后少不了还要多加解释；可是我又向德·乌德托夫人承诺不迁出退隐庐，至少暂时不迁。她还曾要求我在那群所谓的朋友面前说明我拒绝这次旅行的理由，以免人家说是她从中作梗。可我要是说出真正的原因，就不免累及德·埃皮奈夫人的名声。念及德·埃皮奈夫人为我做过的一切，我当然要感激她。左思右想，我发现自己进退维谷，真是骑虎难下：要么对不起德·埃皮奈夫人，要么对不起德·乌德托夫人，要么就对不起我自己。我选择了最后这条路，坚决、彻底、毫不动摇，怀着凛然的牺牲精神。我的仇人巧妙地利用了这种牺牲，也许他们早就盼着我这样做，我的牺牲让我身败名裂，加上他们的钻营，整个社交界对我再无敬重之心。但是这种做法让我恢复了我对自己的尊敬，让我在种种不幸之中得到了些许安慰。大家将会看到，这不是我第一次做出这样的牺牲，也不是别人最后一次利用我的牺牲来攻击我。

格里姆是唯一看上去和整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因此我决定和他谈谈这件事。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表明将此次日内瓦之行作为我的义务未免有点可笑，我这一路上对德·埃皮奈夫人不但毫无用处，还可能给她添麻烦，车马颠簸对我自己也没有好处。我在信里忍不住透露出我是知道底细的，大家认为我应该陪德·埃皮奈夫人前往，他自己却躲了个干净，甚至没人提起他的名字，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能明说我不去的理由，只得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这让我在社会上一般人眼里落下了很多不是。但是，对于格里姆这类人来说，这封信是谨言慎行的典范，他能洞察我的言外之意，而且非常清楚我做得很对。我甚至不害怕再背上一个偏见，我假设别的朋友也与狄德罗所见略同，以便暗示德·乌德托夫人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最后这一点倒是不假，只不过我没在信中提起，德·乌德托夫人了解我的理由之后已经改变了主张。不过，要想不让别人怀疑她与我私下串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对她的不满。

我在这封信的结尾表示了对收信人的高度信任，换作别人一定会被这份信任感动。我恳切要求格里姆权衡我的理由，然后告诉我他的看法，我还向他明确表示，不论他提出什么意见，我都会照办。我的确想按他的意见去办，哪怕他提出要我前去——既然德·埃皮奈先生亲自陪同妻子，我再同去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诸位知道，他们原先想把这个差使丢给我，在我拒绝之后才找到了他。

我等了很久才收到格里姆的回信。信的内容非常特别。现抄录如下（原信见信函集a，第五十九号）：

德·埃皮奈夫人启程的日子延后了。她儿子病了，得等他痊愈才能动身。我会仔细考虑您的来信，您就安安稳稳待在您那退隐庐吧。我会及时把我的意见告知您。既然她不会马上动身，那就不急了。在此期间，如果您觉得合适，大可以向她提出您愿意为她效劳，不过我觉得提不提都差不多，因为我与您本人一样清楚您的处境，我毫不怀疑，她会恰如其分地回答您的提议。我看您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将来您可以对所有催促您动身的人说，您可不是没有自告奋勇。另外，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坚称哲学家先生是我们大家的代言人，为什么他说了一句想让您去，您就认为所有的朋友都这么想。如果您写信给德·埃皮奈夫人，她的答复足以作为您对所有这些朋友的反驳，您心里不正急着要反驳他们吗？再见。问候勒瓦瑟夫人和刑事检察官。

我读这封信时大惊失色，忐忑不安，想弄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他不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却要费时间去考虑？他用的时间还不够吗！他甚至通知我耐心等待，仿佛有什么深奥的难题亟待解决似的；要不就是他有自己的算盘，在大白于天下前必须千方百计瞒着我。他这样小心翼翼、拖拖拉拉、神神秘秘，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就这样报答他人的信任吗？这是正直善良的行为吗？我很想找出一个对他有利的解释，可我实在无能为力。如果他想做的事与我相反的话，不管他意欲如何，在他所处的地位总是容易实现的，而我所处的地位却让我无力回天。格里姆是亲王眼前的红人，交际又广，在我们共同的社交圈子里，朋友们唯他马首是瞻，把他的话奉为圣旨，再加上他一贯工于心计，总要闹得天翻地覆。而我一个人待在退隐庐，举目无亲，没有人给我出主意，和外界没有任何来往，除了干等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安安静静地等着。我给德·埃皮奈夫人写了一封措辞客气的信问候她儿子，但是我没有中别人的计，终究没有提出要和她一起走。

狠心的格里姆让我痛苦难堪，我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那几天就像几百年一样漫长。八天后，也可能是十天后，我听说德·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同时我也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信只有七八行，我没有读完……那是一封绝交信，看这封信的口吻，他与我仿佛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是正因为他不遗余力想要侮辱我，这封信的措辞反而显得格外愚蠢。他说，凡是他所到之处，都不准我去，好像那都是他的世袭领地。如果我读他这封信的时候心绪略微冷静一点，一定会哑然失笑。这封信我没有抄录下来，甚至都没有读完，当时就把信退了回去。下面是我与退信一同附送的回信：

我本来不想怀疑您——尽管我的怀疑是正确的。真遗憾，我到现在才看透您。

这就是您从容思考之后写下的信，现在退还给您。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您大可以把我的信昭告天下，公开地恨我吧，这样您倒是可以少一点虚伪。

我说他可以把我的信昭告天下，是对他来信中一段话的回应。根据他的那段话，大家可以看出他在整个事上多么深谋远虑。

我说过，对于不清楚事件经过的人来说，我的信里有很多授人以口实的地方。格里姆很高兴看到这一点，不过，怎样才能利用这一点而不引火烧身呢？如果他贸然把我那封信拿给别人看，难免会有人谴责他滥用朋友的信任。

为了解决这个烦恼，他选择以最尖酸刻薄的方式与我绝交，同时在信里宣称他对我仁至义尽，不会把我那封信拿给别人看。他早就料到，我在气头上肯定不会接受他假惺惺的小心谨慎，一定会请他把我的信昭告天下，这样正中他的下怀，一切都像他事先预料的那样实现了。他把我的信拿出去，传遍了整个巴黎，随心所欲地解读我的每一句话。不过，他的阐释并没有完全获得他所期盼的成功。他给我下了个套，让我允许他公开我的信，但大家并不觉得这就能让他免遭非议，人们谴责他抓住我的一言之失加害于我。看了我的信，人们总得问问我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恶事，能让他对我如此恨之入骨。再者，大家都觉得，即使我和他有天大的恩怨逼得他不能不与我绝交，就算断绝朋友关系，也应该尊重友谊赋予我的若干权利。不幸的是，巴黎人生性轻浮，一时的物议很快被忘在脑后，不在场的倒霉蛋活该被众人遗忘，在场的得势之人才让人敬畏。恶毒的阴谋活动继续进行，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很快便抹去了之前的舆论。

就这样，这个人欺骗了我那么久之后，终于拿下了他的假面具，因为他很清楚，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再也没有遮遮掩掩的必要。我原先还担心自己对这个恶棍的判断有失公允，现在终于不再有这种顾虑了。我觉得卸下了心头的担子，让他自己去面对良知的拷问吧，我从此再也不想和他有关的事了。我收到这封信一星期之后，又收到德·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寄来的一封信，是对我上一封信的回复（信函集b，第十号）。我还是平生头一次见她在信中使用那样的口吻，因此意识到是他们俩共同策划了这场自信万无一失的阴谋；我也看出他们认为我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从此他们可以放心大胆享受落井下石的快意了。

我的处境的确糟透了，眼看着所有的朋友一个个疏远我，不知道他们为何疏远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离开我的。狄德罗自诩还是我的朋友，并且是我剩下的唯一一位朋友。三个月前他就答应要来看我，却一直没有见过他的人影。我能感觉到冬天已经来临，随之而来的是复发的旧病。我纵然体质健壮，也无法承受那么多喜怒哀乐的冲击。我疲惫不堪，再无一丝力量和勇气去抵抗外界的事物。尽管我有言在先，尽管狄德罗和德·乌德托夫人也一再劝我此时搬出退隐庐，但是我不知道还能迁往何处，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挣扎到新居。我窝在原地。一动不动，麻木不仁，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但凡想到要走一步路，写一封信，说一句话，我心里就憋得慌。可是我不能对德·埃皮奈夫人的信置若罔闻，除非我承认自己理应受到她和她的朋友对我施加的毒手。我决定把我的心情和决定告诉她，我毫不怀疑她会迫不及待地表示认同，出于人道、慷慨、礼数以及我一直以为她具有的情谊和恶意，她一定会对我表示肯定。下面就是我给她的信：

1757年11月23日，退隐庐

假如人真的会心碎而死，我早已不在人世。最后，我总算做出了决定：夫人，我们之间的友谊到此为止。不过，友情不在了，友谊所赋予的权利仍然有效，我懂得尊重，我会尊重这些权利。我绝对没有忘记您对我的恩德，因此您大可放心，我对您依旧怀有对一位不再爱的人所能有的全部感激。其他任何解释的话都不必再说了。我有良心，请您也扪心自问吧。

我曾想离开退隐庐，我也应该这样做。可是有人认为我必须在这里待到开春，等天气好了再离开。既然朋友们要我这样做，那我就在这里待到来年春天吧——如果您同意的话。

我把这封信写完并寄出之后，一心只想在退隐庐安静一段时间，调养身体，恢复元气，做好准备，以便在春暖花开时不声不响地搬走，不必大张旗鼓，撕破脸皮。然而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格里姆先生和德·埃皮奈夫人却另有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