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第3页）

很显然，我的决心和我想要遵循的生活方式不合勒瓦瑟太太的口味。她女儿虽然不计较私利，却架不住母亲的说教。于是，借用戈弗古尔先生的称呼，这两位“女家长”拒绝馈赠时可不像我那么坚决。她们有很多事情都瞒着我，但我还是能看出一些苗头，知道她们在我背后搞别的名堂。这让我心里很难受，倒不是因为害怕别人污蔑我和她们串通一气（这是意料之中），而是因为我在家里都不能当家做主，甚至做不了自己的主。请求，苦劝，发火，全都无济于事。戴莱丝的母亲说我是个本性难改的暴脾气唠叨鬼，她老是和我的朋友们鬼鬼祟祟地议论。在我这个小家庭里，什么事都瞒着我，对我来说到处都是秘密。为了免得天天和她们闹脾气，家里的事情我连问也不敢多问一句。要想摆脱这种种纷扰，必须要有不可撼动的坚定意志，可我又办不到。我只会嘴上说说，不会付诸行动。她们便随我嚷嚷，自己我行我素。

纠缠没完没了，麻烦天天找上门，终于让我觉得这个家乃至住在巴黎感觉很不愉快。当健康状况允许我出门，而且不是让熟人拖着东奔西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步，思考我伟大的思想体系，口袋里总是随身带着小纸本和铅笔，想到什么就写下来。就这样，我自己选择的职业给我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烦恼，我为了排遣心里的烦闷忧愁，又被扔回了文学写作的道路。正因如此，我将驱使我拿起纸笔的烦闷忧愁都写进了我的早期作品里。

还有一件事助长了这种情况。我无可奈何地被拖进了社交圈子，既没有在社交场上左右逢源，又不善于装模作样，也不习惯被意气风发的派头所束缚，我只好按自己的风格来，免得邯郸学步。我怎么也无法克服那愚蠢又让人扫兴的羞涩，总是害怕莽撞失礼。为了给自己壮壮胆气，我便横下一条心要践踏礼仪。羞怯让我愤世嫉俗，尖酸刻薄；我不懂得礼节，便假装蔑视礼节。这种粗鲁的态度与我的新生活准则如出一辙，在我灵魂深处得到了升华，转化成了无所畏惧的道德力量。这种粗鲁的态度原本与我的天性南辕北辙，能长久保持着实出人意料，之所以如此，我敢说，正是因为有庄严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不过，虽然我的外表和玩笑话让我在社交界得到了愤世嫉俗的风评，我在私下里却是另一副模样。朋友和熟人像牵羊羔一样牵着我这头野性难驯的熊；我的讽刺挖苦针对的往往是生硬却普遍的真理，可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得罪人的话。

《乡村卜师》这部歌剧让我成了一位时髦人物。很快，全巴黎谁也没有我受欢迎。这部剧本在我一生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故事内容与我当时的交际有一定的关系。为了让读者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得详细介绍一下这段经历。

我当时结交的人很多，好朋友只有两位：狄德罗和格里姆。我总是喜欢让我所爱的人都聚到一起，既然我和他们两人那么要好，我想他们两人应该也会一见如故。于是我介绍他们认识了，他们俩果然相见恨晚，互相往来得比我还要密切。狄德罗认识的人数不胜数，格里姆是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自然需要多认识一些人。我很愿意为他牵线搭桥。我先把他介绍给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戈弗古尔。接着，我又把他领到德·舍农索夫人、德·埃皮奈夫人和德·霍尔巴赫男爵府上——我和德·霍尔巴赫男爵的结交是相当不情愿的。可想而知，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可是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成为我的朋友，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格里姆住在德·弗里森伯爵府上时，常请我们到伯爵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见德·弗里森伯爵对我有任何友谊和关照的表示。伯爵的亲戚德·舍姆贝格伯爵和格里姆走得很近，但他对我也像德·弗里森伯爵一样。凡是格里姆通过两位伯爵的关系攀上的人，不论男女，对我都没有任何友谊的表示。只有雷纳尔神父是个例外，他是格里姆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在我手头拮据时曾经解囊相助，出手非常大方。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父比格里姆要早得多。这位神父曾经非常体贴而殷勤地为我做过一件小事，事情虽然不大，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从那以后，我一直对他深有好感。

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雷纳尔神父确实是个热心的朋友。这件事和格里姆有关，差不多就发生在我现在叙述的这个时期，当时神父和格里姆关系正好。

格里姆和菲尔小姐来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心血来潮，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要取代卡于萨克的位置[62]。可那位美人儿偏又自诩坚贞不渝，婉拒了这位新来的追求者。于是乎，这位追求者把整件事情当成了一出悲剧，想以殉情谢幕。他突然患上了一种闻所未闻的怪病，连续昏睡了几天几夜，双目圆睁，脉搏正常，但是一言不发，不吃不动，有时好像能听见别人说话，可是从不搭话，一点表情也没有，没有情绪波动，看不出痛苦，也不发烧，就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雷纳尔神父和我轮流看护他。神父身体比我健壮一些，所以他值夜班，我负责白班。这样格里姆身边始终有人看着，一个人没到，另一个就不走。德·弗里森伯爵一听，赶紧把御医塞纳克请来。御医仔细检查了一番，却说他没什么大事，连药也没有开。我很担心我的朋友，所以一直细心观察医生的神情，只见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然而病人还是一连几天躺着不动弹，水米不进，只偶尔吃几个糖渍樱桃。我把樱桃一个一个送到他嘴里，看他吞咽倒还顺畅。一天早晨，他突然下床了，穿好衣服，恢复了正常生活，可是却从没和我提过一句那次离奇的昏睡，也没有提到过生病期间我们对他的悉心照料，据我所知，他也没有和雷纳尔神父或者任何人提起过这段经历。

这桩奇事难免引起各种流言蜚语。一位歌剧女伶的薄情倘若真能让一个男人绝望而死，那倒是一桩奇闻。这段痴情佳话让格里姆名噪一时，很快他就被大家当作集爱情、友情和一切感情于一身的奇人。舆论让他在上流社会里大受追捧，走到哪里都邀约不断，从此也渐渐疏远了我。在他心目中，我这个朋友从来都是勉强充数，聊胜于无。我对他的感情总是深藏不露，而他对我则总是挂在嘴上。我看出他准备彻底抛弃我，心里很难过。我当然很高兴他在上流社会左右逢源，但是我不愿意他得了势就忘记自己的朋友。有一天，我对他说：“格里姆，您疏远我，我可以谅解。将来有一天，等轰动一时的成功给您带来的陶醉过去之后，如果您感到空虚，我希望您再回到我这里。您随时都能找到我，我永远是您的朋友。至于眼下，您也不必为难，一切悉听尊便。我会一直等着您。”他说我说得对，就按我的话做了，而且做得无比洒脱——除了与我们共同的朋友相会能碰到他之外，我再也没见过他的人影。

在他和德·埃皮奈夫人往来密切之前，我们俩主要在德·霍尔巴赫男爵府上见面。这位男爵是暴发户的儿子，家赀万贯，出手阔绰，他颇有雅兴，喜欢在家中招待文人才子，而他自己的学识也不愧于与文人才子为伍。他很早就和狄德罗认识，在我成名前就曾托狄德罗介绍，想和我结交。本能的嫌恶让我始终没有接受他的盛情，有一天他向我问起其中的缘故，我只好对他说：“您太富有了。”可他依然坚持，我们最后还是成了朋友。抵挡不了他人的示好始终是我最大的不幸，几乎每次都让我吃了大亏。

另外一位我有资格高攀成为朋友的就是杜克洛先生。我第一次见他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是在德·埃皮奈夫人位于拉谢弗莱特的官邸。他和德·埃皮奈夫人关系不错。我们只是同席吃过一顿午餐，饭后我们聊了几句，他当天就走了。德·埃皮奈夫人早就和他谈起过我和我的歌剧《风流的缪斯》。杜克洛自己才华出众，不会不喜欢有才之人。他对我颇有好感，邀请我去拜访他。尽管我对他也倾慕已久，这次又正好有机会见面，但是羞涩和懒惰让我一直没去看他。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拿得出的成就，单凭他的垂青是没有资格和他攀谈的。后来我的文章获奖之后，他的夸赞让我受到鼓舞，便主动登门拜访，他也不时来看我。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我始终觉得他可亲可爱，而且正是得益于这位朋友，我才在我自己内心的感受之外真正看到，正直和节操有时是能够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还结识了许多人，交情没有那么持久，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这些交情都是我最初的成功带来的，他们的好奇心一经满足，交情也就到此为止。我原本就是个一眼就可以看透的人，今天见了我，明天就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不过，有一位夫人很想认识我，她对我的友情比其他女人都更长久：她就是德·克雷基侯爵夫人，是驻马耳他大使德·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而大法官的哥哥正是德·蒙太居先生之前的那位驻威尼斯大使，我从威尼斯回来时还去看过他一次。德·克雷基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便去拜访了她，她对我十分友好。我有时在她府上吃饭，在那里认识了好几位文人，其中有一位索兰先生，他是《斯巴达克斯》和《巴尔恩维尔特》等书的作者，后来还成了我凶狠的敌人，我也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卑鄙地迫害过一个人，而我恰恰与那个人同姓。

诸位不难想象，一个乐谱抄写员应该从早到晚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可让我分心的事太多，这些事既不能给我带来收入，又妨碍我专心致志做自己该做的事。我剩下的一点时间倒有一大半都耗费在涂抹错处或者整页重抄上。这种讨厌的生活让我一天天觉得巴黎越来越难以忍受，我开始渴望乡村生活。我去了好几次马尔库西，每次都在巴黎郊外的这座村镇上小住几天，勒瓦瑟太太认识镇上的副本堂神父，我们就在他家落脚，尽量不给主人添麻烦。格里姆也和我们一起去过一次。副本堂神父有一副好歌喉，歌唱得很好；他不懂音乐，但是学起唱词来又快又好，唱得轻松又准确。我们在小镇上专门排练了我在舍农索写作的几首三重唱，我还根据格里姆和副本堂神父拼凑的唱词新写了两三首三重唱。在毫无杂念的欢乐时刻写出的这些三重唱值得好好保存下来，对位法的运用十分得当，可惜我把包括它们在内的全部乐稿都丢在伍顿了，也许已经被达文波特小姐当成了卷发纸，真是遗憾。在这些短途旅行中，我很高兴看到“姨妈”很开心，我自己也兴高采烈。一次短途旅行归来之后，我匆匆给副本堂神父写了一首潦草的书信体赠诗，现收录在我的信函集里。

在离巴黎更近一点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合我口味的落脚点，那就是缪沙尔先生的家。缪沙尔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亲戚和好朋友，他在帕西[63]置办了一所风光明媚的居所，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时光。缪沙尔先生以前是个珠宝商，为人很明事理，做生意挣了一小笔钱，把独生女嫁给了票据经纪人的儿子、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随后便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放下买卖和闲杂事务，抛开生活的烦扰，安享最后的岁月。老好人缪沙尔先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真正的哲学家，他为自己建造了一所舒适的宅子，亲手打理一座漂亮的花园，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他在园子花坛里挖土时发现了大量贝类化石，这让他无比兴奋，从此眼中只有贝壳，到最后几乎认为整个宇宙都只是贝壳和贝壳的残余，而地球也只是一团包裹着贝壳化石的泥沙而已。他老是想着这些东西和他那些离奇的发现，便越想越来劲，这些思绪最后快要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了，也就是说，他快要走火入魔了——要不是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的话。死亡拯救了他的理智，可他的死对于他的朋友们而言却是莫大的不幸，大家都很喜欢他，在他家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惬意。他得了一种离奇而痛苦的怪病：胃里长了一个肿瘤，越长越大，让他无法进食，可医生一直找不出原因。这个肿瘤折磨了他好几年，最终竟把他活活饿死了。一想起这位可怜又可敬的人临终前的那段日子，我就不由得不伤心感慨。最后只有勒涅普和我两人看着他备受折磨的惨状，一直陪伴他直到最后一刻。他病成那样，接待我们俩时还是那么愉快。他眼馋地看我们吃着他为我们准备的饭菜，自己却连一口淡茶都喝不进去，一喝便吐。在他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万分之前，我和在他家结识的优秀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多少快乐时光啊！

这些朋友之中第一要提的就是普雷沃神父。他待人亲切，为人质朴，心灵高尚，作品生气勃勃，堪称不朽大作，他的性格和在社交场合的表现丝毫没有他作品中的那种忧郁色彩。普罗高普医生就像小伊索，总是好运连连。还有布朗热，大名鼎鼎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就是他的手笔，在他死后才出版发行，我认为他将缪沙尔的思想体系扩展到了整个宇宙。还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那时的她是个真性情的善良女人，还没开始以女才子自居。还有旺洛夫人，她当然不算美女，但是很有魅力，歌喉像天使一样动听。此外还有瓦尔玛莱特夫人自己，她身材瘦削，歌唱得很好，她如果不那么自作多情的话还是很可爱的。以上差不多就是缪沙尔先生的圈子，我很喜欢这些朋友，要不是因为我痴迷和缪沙尔先生畅谈他那套贝壳学，我会更乐意和这些朋友相处——我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了半年多，对贝壳学的兴趣绝不亚于他本人。

他早就对我说，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健康有好处，劝我到他家住一段时间，用矿泉水疗养。为了躲避大都会的喧嚣，我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到帕西住了十来天。这段日子对我确实有好处，主要是因为乡下的环境而不是矿泉水。缪沙尔会拉大提琴，酷爱意大利音乐。有一天晚上，我们畅谈意大利音乐，尤其聊到了我们两人都在意大利看过而且十分喜爱的那种喜歌剧。夜里，我辗转难眠，总在琢磨如何将喜歌剧这种形式移植到法国来，我觉得《拉贡德之爱》根本就不能算喜歌剧[64]。清晨，我一边散步一边喝着矿泉水，一边潦草写作了几句似诗非诗的歌词，再配上随口哼出的曲调。花园高处有一座圆顶小厅，我走到那里，把即兴写作的词曲匆匆写到纸上。喝茶时，我禁不住把这些歌曲拿给缪沙尔先生和善良和蔼的女管家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的仓促写作分为三段，一段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一段是卜师的咏叹调《心越痛，爱越深》，还有一段是二重唱《永远，科兰，我答应你》。要不是他们俩的喝彩和鼓励，我根本不会想到这玩意值得继续写下去，本来我都准备把这几张破纸扔到火堆里，不再去想它们了。我写过很多水准不输这几首歌的文字，却都已被我付之一炬。但是他们却对我大加鼓励。

只花了六天功夫，我就写完了整部剧本，只差几行诗还没填完。全剧的乐谱也有了初稿，只等着回到巴黎添上宣叙调和全部中音部就大功告成了。我极其利索地完成了剩下的这一切，只用了三个星期，全剧各幕各场都已誊清，准备就绪可以上演了。唯独缺一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才写出来。

完成这部作品让我无比兴奋，我渴望能听到这部歌剧上演，恨不得付出一切代价，让这部剧关起门来完全按我的意思演出，就和当年的吕利一样——据说他有一次让人专门为他一个人演了一遍《阿尔米德》。我无缘享受这样的乐趣，只能与公众同乐，因此我必须设法让歌剧院接受这部作品。不幸的是，这部歌剧采用的全新形式对于听众的耳朵完全是陌生的；再者，鉴于《风流的缪斯》的失败，我预感到如果再以我的名义把《乡村卜师》送到剧院，它一样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杜克洛替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愿意负责把作品拿去排演，不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排练时我刻意没有到场，就连指导排练的皇家小提琴手也是在全场欢呼之后才知道作者是谁。听到这部作品的人都十分满意，第二天，这部歌剧就成了整个上流社会社交圈子中最火爆的话题。御前游乐总管德·居利先生也看了排演，打算将这部作品搬到宫廷上演。杜克洛明白我的心思，认为剧本拿到宫廷比不得在巴黎，那时就由不得我做主了，所以不肯把剧本交给他。德·居利倚仗自己势大想强取，杜克洛坚持不给。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有一天在歌剧院里，如果不是有人把他们分开，他们俩非得出去决斗不可。有人找到我头上，我就推说让杜克洛先生决定，于是还得去找他。一来二去，连德·奥蒙公爵阁下都出面干预。终于，杜克洛认为应该向权力让步，这才把剧本交了出去，准备在枫丹白露演出。

歌剧中最让我满意也是最不落俗套的部分就是宣叙调。我的宣叙调以全新的方式表现抑扬顿挫，音乐与唱词的吐字相得益彰。歌剧院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刺激那些墨守成规的耳朵。我同意让德·弗兰格耶和热利约特另写一套宣叙曲，我自己可不愿插手。

一切准备就绪，演出的日期也定好了，有人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看一眼最后的彩排。我跟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父——同乘一辆宫车去了。彩排还不错，比我预料的令人满意得多。乐队人数很多，由歌剧院的乐队和国王的御用乐队联合组成。热利约特饰演科兰，菲尔小姐饰演科莱特，居维利埃饰演卜师，合唱部分由歌剧院的合唱队负责。我没说多少话，一切都由热利约特主持，我不愿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再说，虽然我像古罗马人一样严肃，但在这群人中间却腼腆得像小学生一样。

第二天便是正式演出的日子，我到大众咖啡馆去吃早餐。店里人很多，大家都在聊昨晚的彩排，说是入场多么多么困难。有一个军官说他没费多大事就进去了，还把场内情形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通，绘声绘色地介绍作者什么样，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等等。但是使我奇怪的倒是：这段长篇大论说得那么肯定，那么自然，却没有一句真话。我看得明明白白，这位头头是道的先生当时根本不在彩排现场，因为他说看得清清楚楚的作者此刻就在他眼前，他却并不认识。面对如此可笑的场面，我心里的感受更加古怪。那个人已经不年轻了，态度和口气都绝无狂妄、骄矜之色，看他的相貌，倒像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佩戴的圣路易勋章也说明他曾经是一名军官。尽管他大言不惭，尽管我心里很不情愿，却还是对他的话产生了兴趣；他在那里大吹大擂，我在这儿面红耳赤，不敢抬头，如坐针毡。我甚至心想，他会不会只是弄错了而不是成心撒谎呢？到最后，我害怕被人认出来，当面让他难堪，急急忙忙喝完我的热巧克力，一声不吭地低头从他跟前走过，赶快跑了出去，这时在场的许多人还正在就他的叙述高谈阔论呢。跑到街上，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我敢肯定，如果我在出门前被人认出来，要是有人当场喊出我的名字，那大家一定看到我像被抓现行的罪犯那样局促不安，不为别的，仅仅是因为想到那个可怜虫的谎言被当场戳穿的难堪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