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荣记（第2页）

　　“怎么啦，卢先生？”

　　他停了下来，嘴巴一张一张，咿咿呜呜，半天也进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是人！”突然他带着哭声地喊了出来，然后比手划脚，愈讲愈急，嘴里含着一枚橄榄似的，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他表哥把他的钱吞掉了，他托人去问，他表哥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攒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声，喃喃自语地说道。他的头一点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卢先生养的那些芦花鸡来，每年过年，他总站在菜市里，手里捧着一只鲜红冠子黑白点子的大公鸡，他把那些鸡一只只喂得那么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卢先生一直茶饭无思，他本来就是个安静人，现在一句话也没得了。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哪晓得他连我的米粉也没胃口了，一碗总要剩下半碗来。有一个时期，一连两个礼拜，他都没来我们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在菜场里碰见了他的房东顾太太。那个湖北婆娘一看见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地笑，啐两声，骂一句：

　　“这些男人家！”

　　“又有什么新闻了，我的顾大奶奶？”我让她揪得膀子直发疼，这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这是怎么说？”她又狠狠地啐了一口，“卢先生那么一个人，也这么胡搞起来。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么人姘上了？阿春！那个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阿春替卢先生送衣服，一来便钻进他房里，我就知道，这个台湾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过卢先生窗户底，听见又是哼又是叫，还当出了什么事呢。我垫起脚往窗帘缝里一瞧，呸”顾太太赶忙朝地下死劲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两个人在房里也那么赤精条条的，那个死婆娘骑在卢先生身上，蓬头散发活像头母狮子！撞见这种东西，老板娘，您家说说，晦气不晦气？”

　　“难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么，原来瞧见宝贝了。”我不由得好笑，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

　　“嚼蛆！”

　　“卢先生倒好，”我叹了一口气说：“找了一个洗衣婆来服侍他，日后他的衣裳被单倒是不愁没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这里了，”顾太太拍了一个响巴掌，“她服侍卢先生？卢先生才把她捧在手上当活宝贝似的呢。人家现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擦得红通通的，大模大样坐在那里听收音机的歌仔戏，卢先生反而累得像头老牛马，买了个火炉来，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饭给她吃。最气人的是，卢先生连床单也自己洗，他哪里洗得干净？晾在天井里，红一块，黄一块，看着不知道多恶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见了卢先生和阿春，两个人迎面走来。阿春走在前头，扬起头，耸起她那个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红柳绿的，脸上鲜红的两团胭脂。果然，连脚指甲都涂上了蔻丹，一双木屐，劈劈啪啪踏得混响，很标劲，很嚣张。卢先生却提着个菜篮子跟在她身后，他走近来的时候，我猛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原以为他戴着顶黑帽子呢，哪晓得他竟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地张着；脸上大概还涂了雪花膏，那么粉白粉白的，他那一双眼睛却坑了下去，眼塘子发乌，一张惨白的脸上就剩下两个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从前在桂林看戏，一个叫白玉堂的老戏子来，五十大几了，还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宝玉哭灵”，坐在前排，他一唱哭头，那张敷满了白粉的老脸上，皱纹陡地统统现了出来，一张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烟屎牙，看得我心里直难过，把个贾宝玉竟唱成了那副模样。卢先生和我擦肩而过，把头一扭，装着不认识，跟在那个台湾婆的屁股后头便走了。

　　卢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们长春路的人都传反了，我是说卢先生遭阿春打伤了那桩公案。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偷那个擦皮鞋的马仔，卢先生跑回去捉奸，马仔一脚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卢先生爬起来，打了阿春两个耳光子。

　　“就是那样阁下了大祸！”顾太太那天告诉我，“天下也有那样凶狠的女人您家见过吗？三脚两跳她便骑到了卢先生身上，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卢先生一定死在那个婆娘的手里！”

　　顾太太一直喊倒楣，家里出了那种丑事。她说依她的性子，当天就要把卢先生撵出去，可是卢先生实在给打狠了，躺在床上动都动不得。卢先生伤好以后，又回到了我们店里包饭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头，脖子上的几条青疤还没有褪；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上面贴着一块白胶布，他那一头染过的头发还没洗干净，两边太阳穴新冒出的发脚子仍旧是花白的，头顶上却罩着一个黑盖子，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佬，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有一天，我在长春国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那边，撞见卢先生。他正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着，那群小学生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卢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过头去，大喊一声：

　　“不许闹！”

　　他的脸紫涨，脖子粗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起来，好像气得什么似的。那些小学生都吓了一跳，停了下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小毛丫头却骨碌骨碌地笑了起来。卢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脸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个小毛丫头甩动着一双小辫子，摇摇摆摆笑得更厉害了。卢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个小毛丫头的脸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卢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个小毛丫头，骂道：

　　“你这个小鬼，你也敢来欺负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说着他又伸手去揪那个小毛丫头的辫子。那些小学生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围了过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两个长春国校的男老师却把卢先生架着拖走了。卢先生一边走，两只手臂犹自在空中乱舞，满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卢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顾太大进到他房间时，还以为他伏在书桌上睡觉，他的头靠在书桌上，手里捏着一管毛笔，头边堆着一叠学生的作文簿。顾太太说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